上编
第一章 刘向生平际遇与学术积累
第一节 刘向的家世与家学传承
一 由楚国至京师的宗族发展路线
刘向的家世最早可追踪到楚藩国的开国诸侯王刘交。刘邦封刘交为楚元王，楚元王与汉高祖分封的其他诸侯王相比，其荣耀与地位可用“辉煌”二字概括。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了刘交与其他同姓诸侯王的特异之处，“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遇项梁，共立楚怀王。因西攻南阳，入武关，与秦战于蓝田。至霸上，封交为文信侯，从入蜀汉，还定三秦，诛项籍。即帝位，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1]这段文字反映出刘交与西汉开国者刘邦关系的特殊性，第一，在血亲关系上，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弟，是很亲近的血缘关系。第二，刘交在灭秦战争中立有军功，始终跟随刘邦南北征战。在刘邦登上帝位后，刘交仍作为汉高祖的心腹重臣，为其出谋划策。骨血相连的兄弟关系，共同出生入死的患难经历，这两层关系使刘邦对刘交格外信任，并委以重任。刘邦封刘交为楚王，楚地经济富庶，战略上、地理上地位重要，刘交被分封楚元王，使刘氏宗族的这一支有了当时最显赫的开端：
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申公为博士，失官，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埶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汉书·楚元王传》）
吕后、文帝、景帝等执政者对刘交的后代都给予了特殊优待：吕后任命元王子嗣刘郢客为宗正；文帝给予楚元王“子生，爵比皇子”的待遇；景帝给元王的五个儿子封侯。然而，物极必反，中央朝廷给予刘交及其后代的特别优越感，使后来的继任者有更高的、不符合礼制的僭越想法与行为，导致了宗族走向衰败。在楚王刘戊时，楚国被“削东海郡”，七国之乱后，景帝不计前嫌封刘礼为楚文王，但楚的地位已不似先前尊崇。宣帝时，最后一任楚王刘延寿，由于阴谋欲立广陵王胥被发现而自杀，“国除，入汉为彭城郡”，使历经几代皇帝恩宠的楚国最终被中央废除。
楚元王刘交的宗族以荣耀始，以国除而没落。楚的藩国被废除，楚元王留在藩国的后代因广陵王的案件受到惩处而一蹶不振。然而祸福相依，在宣帝废除楚藩国时，楚元王的另一后裔支脉在京师正在获得发展。
楚元王刘交这一宗族，在由盛而衰的过程中，有一支脉离开楚地到达京师，重获新生。刘富是楚元王的第四个儿子，以“亲亲”原因，被景帝分封为“休侯”。刘富是在“七国之乱”时被迫离开京师的。刘富反对楚王刘戊发动叛乱，“休侯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惧，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2]刘富以叔父的身份劝谏楚王刘戊不要谋反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受到威胁，于是被迫离开楚国逃到京师，没有参与楚王发动的叛乱。在汉景帝惩处七国之乱罪人时，休侯刘富受到楚王刘戊的株连被免侯。后来，汉景帝了解到刘富“数谏戊”的立场，重新为刘富封侯，“乃更封为红侯”。对刘富家族而言更重要的变化是借助亲属关系，获得了留居京师的机会，“……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惩山东之寇，求留京师，诏许之。富子辟彊等四人供养，仕于朝”。[3]定居京师，同时刘富的四个儿子在中央任职，这两件事对刘富家族意义重大，使得刘富家族在离开楚藩国后得以自立门户，获得相对独立，免于受到楚王的管理与约束。刘富家族虽然源于楚藩国，但在获得在京师的居住权和朝廷公职后，在身份认同上刘富家族区别于楚藩国家族，成为源于楚元王但又区别于楚藩国家族的另一支脉。
刘富家族虽然在汉景帝时正式移居京师，但真正获得发展是在昭、宣帝时两次特殊的历史机缘。第一次机缘是在昭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辅佐幼帝，有人向霍光讲述避灾保身的道理，“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周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4]霍光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要取信于天下人，交接、重用宗室，于是霍光看中了当时待诏丞相府的刘辟彊子刘德，并听从建议，拜德父辟彊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后徙为宗正。刘德在昭帝初被任命为宗正丞，后徙为大鸿胪丞，迁太中大夫，后复为宗正，先后参与了刘泽诏狱、上官氏、蓋主等案件的处理。
刘富家族在京师获得发展的第二次历史机缘是汉宣帝在民间被迎立为帝。昭帝驾崩后，仅当了二十七天皇帝的昌邑王刘贺被霍光等人免去帝位，霍光等人决定从民间迎立宣帝，而迎接当时尚在民间的宣帝继位的，正是时任宗正的刘德，奉命迎立宣帝与其宗室的身份，使得刘德及其家族在宣帝时受到特殊礼遇，“与立宣帝，以定策赐爵关内侯，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子安民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5]
楚元王刘交的楚国势力由盛极而衰亡，而刘富一支由地方楚国移居京师，并从刘辟彊、刘德两代人开始，仕途上飞黄腾达，开始由衰而渐盛的发展势头。刘德的儿子安民在其死后嗣阳城侯，而刘向历仕宣、元、成三朝，刘歆也在哀、平帝时担任重要官职。
二 楚元王家族儒道兼修的文化特点
汉初，刘邦在各地分封的同姓诸侯国中，从其文化特点而言，可分为擅长辞赋文学创作与专注于学术研究两种类型。如梁孝王文学集团，聚集了羊胜、公孙诡等文士，擅长辞赋创作，具有集团性特征。类似的文学集团还有淮南王文学集团，《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淮南王和他门客的作品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另有一部《淮南鸿烈集》传世。专注于学术研究的文化集团，典型的有河间献王刘德的学术集团，热衷于古文献的搜集与研究，与河间献王学术集团相比，楚元王刘交的藩国文化特征主要集中在对《诗》学的研究上。
这个文化集团的突出特点是热衷于《诗》的研究，聚集了汉初最有名的《诗经》学的学者，产生了汉代解说《诗经》的四个重要派别之一——鲁诗，并有最早的解《诗》成果。
楚元王刘交在秦朝未亡时，就喜好读书，“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6]刘交少年时的同学好友也都是喜爱《诗经》的好学之士，如后来在汉朝成名的鲁穆生、白生、申公，他们曾结伴拜浮丘伯为师学习《诗经》，而浮丘伯是大儒荀子的门人。秦的焚书使这个团体的学习活动中断了。
刘邦立国并任命刘交为楚元王后，这个学习《诗经》的团体得以散而复聚。“元王即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7]穆生、白生、申公获任楚国的中大夫，之后在吕后时，楚元王派遣申公与自己的儿子郢客到长安跟随浮丘伯继续学习《诗经》，并完成了学业，“俱卒业”。楚元王刘交对《诗经》的学习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因此，楚地聚集了《诗经》学的一流学者，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先，学者申公在秦朝时曾与年少的刘交一同向浮丘伯学《诗》，在吕后时期，申公受楚元王派遣继续跟从浮丘伯完成学业，到了汉文帝时，已经号称申公“为诗最精”，因此在汉文帝时被立为《诗经》博士。其次，在楚地浓厚的《诗经》学习氛围中，产生了两部解《诗》之作，一部是申公的诗传，称为“鲁诗”，另一部是楚元王的诗传，号称“元王诗”，这也是汉朝较早的两部诗传。
由于楚元王本人喜好《诗经》，在楚地聚集了优秀的研究《诗经》学者，给予他们学习机会和很高的礼遇，“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8]这为《诗》学在楚地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使焚书之后的《诗》学首先在楚地得以延续发展，汉代有名的《诗》学流派“鲁学”，就是在楚地率先形成的。因此，楚地成为当时《诗》学研究中心，而这种热衷《诗》学研究成为楚元王家族的一个重要传统，“遗传”给了刘交的后代们，“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9]而刘向、刘歆对《诗经》的研究与谙熟正是延续了楚元王家族的好《诗》传统。
同时，楚元王家族还有明显的道家文化特征。休侯刘富在移居京师后，几代人在行为处事中表现出一贯的谨慎，具有道家思想的特征。如刘辟彊“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不积极进取仕途，以“清静少欲”作为行为准则；刘德更继承了父亲的谨慎处世风格，“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10]娶霍光女为妻，对刘德仕途的好处不言而喻，而刘德却拒绝了这个会带给自己好处的机会，担心因福而得祸，看来道家思想中祸福相依、相互转化的思想对刘德影响很深，“（刘德）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曰：‘富，民之怨也’”。[11]刘德这一疏财举动，也是这种道家祸福相依思想的结果；刘向在为人处事上继承了父祖的这一风格，“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12]在学术积累上，刘德与刘向对道家学说都有专门的研究。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13]刘向父亲刘德修习黄老术，“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不仅研习“黄老术”，更以“《老子》知足之计”作为处世指南，家学中对《老子》研读与重视引导了刘向对道家学问的兴趣。《汉书·艺文志》“诸子道家类”载录“刘向《说老子》四篇”，既然班固将刘向这部书归为“诸子道家类”,《说老子》应该是刘向对道家思想的研究类著作。家学中《诗经》研究传统，也对刘向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文献记载中我们看不到楚元王喜好辞赋的记录，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刘富家族移居京师后，从刘辟彊至刘德、刘向及刘歆，连续四代都擅长辞赋的创作。《汉书·艺文志》载录“宗正刘辟彊赋八篇”，刘辟彊是楚元王后裔移居京师的第二代，他本人“以好读诗，能属文。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14]看来他不仅读诗善文，更能言善辩。他的儿子刘德，富于才智，曾被汉武帝誉为“千里驹”,《汉书·艺文志》载录“阳成侯刘德赋九篇”，看来他也擅长辞赋创作。而刘向的辞赋创作爱好、才能与其家族喜好赋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同时刘向儿子刘歆更因为辞赋才能为汉成帝器重，“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奇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说之”。[15]从这些文献中，我们总结出楚元王移居京师的这一支脉擅长文学创作，富有文学素养，尤其擅长辞赋创作，这一家族的刘辟彊、刘向、刘歆都曾因为这一才能得到皇帝的赏识。
综上，刘向所属的楚元王家族家学特色鲜明，对刘向带来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于三方面：《诗经》学传统，即元王诗与鲁诗；以黄老之学为立身行事准则；辞赋创作传统。刘向仕途的起点是荫任郎官，不是通过通经课试的入仕途径，因而，刘向学问从起点就超越了专守一经、不及其余的今文官学学风。以上是刘向家族的盛衰变迁与家族文化传统的背景，这些因素作为一种“遗传基因”，对刘向的思想、学术积累、行为风格、心态特征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这将在下文详细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