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政治智慧的多维向度、综合特色与基本教诲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五千年文明史的演进历程中，中华民族创造和积累了丰富而深具重要启示意义的治国理政经验和独树一帜而极具思想魅力的政治智慧。在本书中，我们将分十一个专题对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梳理和探讨、总结和论述，尝试运用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充分展示和呈现这些极具中国特色和思想魅力的政治智慧，并深切希望本书的主题能够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和兴趣以及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在历史上，中国先哲提出了各种各样成熟而系统的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主张，学术流派众多，思想多元，异彩纷呈，最重要的便是人们所熟知的儒、墨、道、法等各家，恰当、综合而平衡地运用各家各派的治国理念，正是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智慧。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不仅深具一种丰富的多维向度，而且富有这样一些综合特色：既富有包容而博大的政治情怀，追求协和万邦、天下和平和世界大同的高远社会理想目标，又不乏注重现实的务实精神和实用理性；既持久一贯地奉行以仁义为本、崇尚道德教化的道德政治信念，又富有贵中尚和、与时偕行、因应时变的灵活性；既强调以士人君子和圣贤人物为政治的主体，又重视统治者的责任并倡导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既在天人关系的观念框架下思考和探究代天理民之政治事务的代理性质和公共功能，又在通古今之变的思维方式下涵养和培育以史为鉴的深厚历史认知和居安思危的政治忧患意识。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在我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传统中也确乎存在一些固有的弱点和缺陷，比如它始终没有超越君主政体的历史局限，只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下才有所突破；尽管它也一直试图以天命、道德和祖宗之法要求和限制君主的专断权力，但成效并不显著，乃至使国家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的统治支配之下；内部的腐败和外部的威胁，世袭君主制的弊端和外戚、宦官、后妃、重臣的专权对正常政治秩序和国家治理的不良干扰和破坏，不能很好地处理和维持集权与分权的平衡之道；以及自然经济的脆弱性和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措施不得力或不得其法等种种因素，常常使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乃至造成周期性的革命和王朝更替，这些都始终困扰着中国传统政治，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所有这些正是我们需要向他人虚心学习的方面。不过，全面总结和反思中国政治智慧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非本书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人们对于中国人的政治智慧能够首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希望人们能够首先正视并认真对待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而且，我们也深知，要想讲清楚人类历史中所蕴含着的丰富智慧，其实绝非易事，因为历史本身便是一个充满变幻莫测、波荡诡谲的风云迷雾而变动不居的动态过程，而政治智慧又广泛蕴藏于人们错综复杂的思想观念、思想家富于理想的理论构想、政治家讲求现实的治国理念和为政方略，以及国家实际的制度运作与政策设计中。更为严重的是，人类常常陷入不可理喻的各种误区，历史的进程也常常走向难以逆转的迷途。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去梳理和总结人类在历史的奋斗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智慧，以便让它们帮助我们拨云见日，摆脱和走出历史的阴霾，并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带给我们未来的启示和希望。
在人类的各种智慧当中，有关政治方面的智慧尤其弥足珍贵，因为我们是有组织的、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的群居性社会动物。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所言，“群居的生活和组织乃是生物生存的基本手段”，而人类尤其如此，因为“人类不像海龟那样有着坚韧的甲壳，也不像豪猪那样有一身刺毛”，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人类必须过群居生活，并有效地组织自身的群居生活，而政治智慧就蕴含和体现在“人类为了有意识地理解和解决其群体生活和组织中的各种问题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当中。[1]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圣哲先贤们就早已充分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了我们人类在所有生物中虽然是心智最为灵秀的智慧生物，但并不像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其他动物那样，有着天生的坚牙利爪、鳞甲羽毛以及快速奔跑的能力，以便守卫自身的安全，防御寒暑的侵袭，满足生存的嗜欲，逃避可能的伤害。那么，人类究竟靠什么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呢？面对各种生存的难题，人类不仅具有事先预防和准备的能力，最主要的还是依靠群聚合作的力量。[2]而人类要组织和协调自身的行为，过一种不单纯依靠自身体力以求生存的协作性的群体生活，又必须依靠自身仁爱的德性和理性的智慧。[3]因此，说到底，人类必须靠自身的德性和理性而生存。
相对来讲，中国古代的哲人一般较为重视人的德性，常常将人的德性置于优先考虑的首要地位，而西方古希腊的哲人一般较为重视人的理性，总是将人的理性置于优先考虑的核心地位。当然，他们也都希望在德性的培养与理性的发展两者之间最好能够实现一种协调与平衡，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大体而言，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人便致力于探求知识性的真理，对最佳政制的知识探究从而构成了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意识[4]，而自先秦以来，中国哲人就从事于追寻智慧性的道，对最佳治道的智慧追寻从而构成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意识。对西方哲人来说，真理就是知识，而对中国哲人来说，道就是智慧。西方古典的政治哲学围绕着不同性质的政府类型或政体制度而展开，中国古典的政治哲学则围绕着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和不同性质的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而展开。
在古希腊有一个关于巨吉斯戒指的神话，“这个戒指可以让戴上它的人隐身，结果就是所有人在能逃避惩罚的条件下都会行不义之事”。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罗德之评论道：“这个神话要比想象的更为现实。政治权力就好比巨吉斯的戒指，因为它经常使其拥有者不可见和免于惩罚，而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不会都保持自己的手脚干净的。……见好就偷，见爱就抢，随意杀人。这一道德上无可救药的政治邪恶已经深植其灵魂之中。”[5]
其实，中国的思想家同样面临着上述由政治权力所带来的“无可救药的政治邪恶”问题。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孟子·梁惠王下》篇中所记载的发生在孟子和齐宣王之间的两次著名对话，较之上述神话故事更加精彩有趣而耐人寻味。
一次，齐宣王问孟子：“和邻国交往有需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吗？”
孟子回答说：“当然有。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够以大国的身份来服事小国，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够以小国的身份服事大国。能以大国身份服事小国的，是乐天知命者；能以小国身份服事大国的，是敬畏天命者。乐天知命的人可以安定天下，敬畏天命的人可以保全自己的国家。”
宣王说：“您讲的话很有道理呀！不过，我有个毛病，我喜好勇武，恐怕不能够服事别的国家。”
孟子答道：“希望大王不要喜好小勇。那种手抚按刀剑、瞪着眼睛说：‘他怎么敢抵挡我呢！’这只是匹夫之勇，只能抵得住一个人。希望大王能把勇扩大！像周文王、武王的勇那样，周文王一发怒就平息了侵略他国的战乱而使天下的百姓都得到安定，周武王也是一发怒就推翻了暴君的统治而使天下的人民都得到安定。现在，如果大王也一发怒就使天下的人民都得到安定的话，天下的人民唯恐大王不喜好勇武呢！”
还有一次，孟子与齐宣王谈论实行王政的问题。
孟子曰：“年老而没有妻子的人叫作鳏夫，年老而没有丈夫的人叫作寡妇，年老而没有子嗣的人叫作孤独者，年幼而没有父亲的人叫作孤儿。这四种人，是天下穷苦百姓中没有依靠的人。文王实行仁政，一定最先考虑照顾他们。”
宣王说：“您讲得真好呀！”
孟子说：“大王如果认为好，为什么不去实行呢？”
宣王说：“我有个毛病，我喜好钱财。”
孟子答道：“大王如果喜好钱财，能与百姓共同享有充裕富足的物质生活，实行王政又有什么困难的呢？”
宣王又说：“我还有个毛病，我喜好女色。”
孟子答道：“大王如果喜好女色，能与百姓共同享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实行王政又有什么困难的呢？”
上面齐宣王与孟子之间的对话，其实就像古希腊巨吉斯戒指的神话所告诉人们的一样，掌握了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常常好勇黩武，而随意杀人；常常好货贪婪，而见好就偷；常常好色纵淫，而见爱就抢。
那么，如何才能防止和化解这种政治邪恶呢？西方政治哲人希望通过外在客观的制度来制约和限制统治者对政治权力的滥用，而中国政治哲人如孟子则希望转化和提升统治者的人生境界，以便使统治者通过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为政以德，乃至与人民共享安乐与福祉。也许我们可以说，这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智慧，但不管怎样，他们似乎都将政治看作“人类试图改善生活并创造美好社会的活动”[6]，而用中国古人的说法讲就是“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尚书·毕命》）。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化和变迁过程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以及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既可能呈现出一种显著的连续性，有时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动，而不管怎样，政治智慧可以说就是在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应对自身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发展演生而来的，历史上国家治乱的经验教训、激烈权力斗争和政治现实的残酷考验、治国理政实践的磨砺以及对社会政治理想目标和人类未来美好生活愿景的向往与追求，从中所展现出来的人类的心智水平，特别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和统治者关于是非好坏的价值判断及其行善去恶的道德品格与行为能力，洞察几微和预知未来发展趋势的清醒理智、远见卓识与深刻悟性，以及追求良法善治的政治理性精神，足以揭示和说明这个国家的人民和统治者是否具备和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按照中国政治哲学的主流观点，有关治国理政之道的政治智慧应该教导人们正己修身、追求道义、践行仁德、体认天理、守护良知、造福生民；作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的智慧生物，人类不能依恃自己的心智和灵性来宰制自然、支配同类、操纵他人、役使人民，而是应顺应自然、关爱同类、推己及人、保障民生。在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中，从来就不缺乏道德的精神、博大的情怀、崇高的境界、远大的理想、开阔的视野、深邃的意涵、辩证的思维、开明的理性、包容的心态、文明的理念等，然而，智慧与智慧的具体运用不同，智慧在于洞察而明见事理，智慧的运用则既要有胆识又要能明断，而且须措置得当而施行合宜。正如魏晋思想家嵇康《明胆论》所言：“明以见物，胆以决断；专明无胆，虽见不断；专胆无明，则违理失机。”明而无胆则无以决断，胆而无明则无以见物，明与胆相资为用，方能使智慧在治国理政的具体运用中真正发挥其积极建设性的作用。
《周易·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由此可见，中国人自古便追求天人合德的精神境界，以涵养自己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君子品格，自古就推崇不断追求自我更新的人生目标，而且深信自己的国家虽然只是一个古国旧邦，但它却承受、担负着新的天命或新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身处古今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为了完成和实现天命中国的新的历史使命，也许我们应该并能够像明清之际思想家方以智所说的那样，“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式而将贯穿千古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更加发扬光大，乃至不断开创、拓展、推进和深化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实践、新境界。而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所能昭示和带给我们的最为重要而有益的教诲就是，所谓国之大者，必在于其能文明以止、协和万邦；政之优者，必在于其能天下为公、持中贵和；治之善者，必在于其能法天合德、与民一体。
[1]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卷，托马斯·索尔森修订，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
[2] 《吕氏春秋·恃君览》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
[3] 《汉书·刑法志》曰：“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
[4] [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5] [美]詹姆斯·罗德之：《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以及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阐释》，张新刚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5页。
[6] [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第二版），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