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浅谈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范式的建构
吴晓群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编写的《史学思想史》视作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近代西方史学史著作，并将其与30年代朱谦之在暨南大学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这两件事情看作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起步时期，那么，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首先是由耿淡如、郭圣铭等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拓阶段，这一时期主要以介绍西方史家的著作、引进西方的史学理论为主。80年代之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学者在吸纳西方各种流派不同学说的基础上，大量引进、消化西方史学理论，并逐渐开始以一种中国眼光来审视西方史学及其理论。这两个阶段为今天中国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拓宽了视野。如今，整个世界的面貌以及学术界的问题意识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我们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将如何发展？对此，笔者想在前两个阶段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方史学史的发展提出一个新的设想和愿景，以此加入到当前有关西方史学史研究范式、理论及方法的讨论之中。
我认为，应该将史学史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史来进行研究和书写，这样的思想史视角既非纠结于不同的讨论范畴，也不局限于“历史”上已成形的思想，更不是靠跟踪和引进西方的各种研究范式和理论来显示中国史学研究与国际的接轨，它应该是一种以无问西东的姿态，以话语建构的方式来进行的经典与现实、整体与多元、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对话，从而建构出一种既具有中国学者自身独特性又不失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史学思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史学史研究，或者说整个史学史研究理应成为一种具有反思性的学科。
一 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
何为史学史？普遍认为史学史是关于历史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的历史，也可以认为它是从历史编纂思想的角度来阐述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因此，史学史研究的范畴并不局限于总结和评价史家的写史风格与方式，更要顾及史家心中的问题预设、询问他们形成了什么思想、其思想又是如何产生的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将史家的著述理解为他们对自己那个时代和社会所面临之问题在思想层面上的一种回应。
何为思想史？在此，我们取最宽泛的定义，即柯林武德所说的“它包括人类精神的所有意识行为，因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换言之，我们既不想纠缠于词语上的辨析，也无意于区分方法论上的高下或是讨论范畴的广狭，因此，无论是“History of Thought”，还是“History of Ideas”，或是“Intellectual History”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视域中。何兆武说，“都是由于人类有了思想活动的缘故，人类才有了文明史。在这种意义上，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人类的思想史，是人类思想活动（及其表现为行动的）历史。”[2]
正是在这双重的意义上，史学史就不仅是培养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方式，是历史学家的身份意识逐渐形成和成熟的反映，也是思想家思想观念、批判意识的一种体现，这种培育与养成和反思与批判正是这个学科属性中最重要的面向。它应该蕴育出带有历史学家色彩的思想家和带有思想家属性的历史学家。
事实上，从希罗多德宣称他的历史叙述是一种对人事及其原因的“探究”，到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往今来，无论中西，历史学家从来都不是书记员，史家组织材料的方式本身就反映了他及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而史学史作为一门对史家及其观念进行再思考的学问，它也从来都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篇章结构、字词句法的分析之中，探究思想的表达和蕴意才是史学史研究的本意。换言之，史学史在根本上就是史学的思想史。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需要反思的时代，作为一门反思性、批判性的学问，史学史研究更应该起到“鉴往知来”、形塑思想的作用。
在这方面，以《春秋》为中心对孔子历史编纂学进行考察的朱本源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于20世纪90年代分别发表的《“〈诗〉亡然后〈春秋〉作”论》《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孔子的历史哲学发微》等文章中，融文献和理论于一体，运用维柯有关史学起源的理论将孔子的《春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放在一起，探讨了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和性质，以及普遍性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观念等，真正做到了陈寅恪所说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融贯中西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
同时，思想史研究所具有的两个维度也正是史学史研究的题中之意，一个维度是横向的，即一种思想所存在的共生语境；另一个维度则是纵向的，即强调思想的历时性发展。只有通过这两个向度的结合，我们才能挖掘思想背后的丰富性和意义所在。如果说历史学是把握与理解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史学史更是一种在具体史家还原局部史实的基础上，去反思和追问其逻辑结构是否恰当的思想方式。这种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一方面能够成为拯救“碎片化”的历史知识的一种希望，这里所谓的“碎片化”指的不仅是研究对象的细小琐碎、研究时段的断裂，更是指条块分割的狭窄思维方式和因这种思维方式而带来的“问题碎片化”现象；另一方面能使那些曾在各自的“世界”范围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念有了一个更广阔视域的反思机会。因此，我们既需要一些研究不同时段地域之具体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家加入到史学史的队伍中来，也需要一些能提供宏大叙事和视野的理论来支撑我们的研究。
二 跨语境的普遍性思考何以可能？
从思想产生的逻辑来看，超越语境的普遍性思考本身就是许多思想家在从事思想活动时的一种根本诉求。当怀特海说“全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为柏拉图作注”时，他就是在承认希腊思想超越时空的价值，当孔子的告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汉斯·昆等奉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之一时，那也是在宣告其跨越不同种族、宗教及文化的意义。
对此，史家也有同样的认识。比如，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入江昭在提及史学的国际化愿景时，指出其目标之一便是“树立人类历史互相关联的观念，探讨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那些主题”。2009年由本特利等人倡导并拟定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主题即是“让历史著述全球化”。而全球交往日益频繁的现实，也早已在事实上冲破了19世纪以来历史学作为“建构民族国家身份意识”的职能限定，这为我们进行历史思想的跨语境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可能性。事实上，现在已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些著作，如2014年美国当代史家林·亨特出版了《全球时代的历史学》、201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剑桥世界史》，这些著作都力图在书写方式、切入角度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打破“西方中心论”和以民族国家为视角的史学传统，代之以区域、主题和比较作为其研究路径，认为当代史家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史学的研究和写作。在这样的学术思潮下，中国学者也迅速跟进，比如2004年王晴佳在与伊格尔斯合写的论文《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中就提出最终可能会出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学史的书写方式。随后他又与李隆国合作撰写了《外国史学史》一书。他们在该书的序言中表明了“希求走出西方中心的窠臼”的写作目的，而且书中讨论的内容虽是外国史学史的著作和理论，但明显地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是对那些著述的介绍和解释，而是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解。
换言之，当下的现实语境使得史学史研究中的普遍性思考变得迫切和必要。因为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星球上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系统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当前正处在前所未见的全球整合或撕裂的时刻，既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局面，同时又处于一个动荡不安、彼此不信任的尴尬现状之中。在这个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动中，为了破解这种全球性困境，势必需要一种能从各种多样性的历史思想的资源中受益，同时也能由此建立并形成新观念的普遍性思考的框架和模式。因为，世界早已不再是希罗多德或司马迁笔下各自为中心的面貌，今天也不是某种中心论能够横扫全球的时代。在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史观”的倡导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应该更加有意识地突破纯粹“西方的”概念，将历史知识的生产置于一种全球交织的观察视角下，重新审视中西史学之间的互动，将西方史学史的空间视角转向更为广阔的整个世界，从而使之更加完整。
当然，要想真正实现跨语境的普遍性思考仍面临诸多难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恐怕就是人类处境的根本相似性、基本问题的持久性与各自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历史语境的差异性并存，如何才能够在这之间找到某种路径？我认为，以问题带动研究，这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案。比如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不仅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大量讨论，许多汉语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一种跨语境的回应，例如许倬云的《论雅斯贝斯枢轴时代的背景》、刘家和的《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等等。因此，当今天我们在考察“全球化”的问题时，发现它已从一个单纯的经济话题，发展成一个复杂的政治话题，再转变成了一个更为复杂和深刻的思想话题，由此，那些所有促成人们对全球化情境或认同或反对的历史的及当下的因素就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自然地，这种跨语境的史学史研究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提出了挑战，它要求我们不能只做欧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搬运工，还要关注中国史学史的传统以及当下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一些反思性和前瞻性的思考。在将西方话语体系本土化的过程中，要跨越东西方史学史的学科界限，这不仅需要在理论上思考跨语境研究应该具备的视野、方法与问题意识，还需要在实践层面，促成西方史学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通力协作，由此才能共同开创体现中国史家立场和视角的史学史研究事业，使其成为全球史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三 “见于异”与“见于同”的对话
目前，学术界常见的西方史学理论中，各自强调“同”或“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很多，比如，斯金纳的“语境论”强调的是不断变化的问题以及对那些问题不断变化的答案，而施特劳斯则认定人类思想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乃是相同的。这两种理论各自揭示了事物本质的一部分，它们对信息的把握往往都只是点上的，还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东西。但我们认为它们之间又并非完全不相容，实际上，这两种对世界的观察和判断只是视角的不同，因为人类思想史既有一些问题是永恒的、普遍存在的，但同时也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差别。若能将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既看到思想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又关注不同思想的个体性和独特性，就能够在两者之间进行对话。
然而，要走到这一步，首先，史学史与其他学科一样，所面对的一个最迫切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专业化的必要性及其缺陷的问题：一方面，专业化强调研究的系统性和学术功夫的扎实，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对专业化的要求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仅仅强调专业化又是不够的，因为在知识越来越被学科切割的今天，学术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区隔化和简化论，由此造成了研究的局限和对跨学科议题的忽略，故而需要强调宏大思想视野的整体性思考。不同理论不同关注产生不同的话语方式，并各自基于不同的话语方式形成了各个学派和理论的话语权。对此，我们应该在肯定其各自理论合理性的同时，反思其局限性，不能让学术研究越来越“圈子化”，而忽视了作为学术研究初始性的原命题和时代语境所提出的真实问题。
其次，真正具有反思性的研究范式肯定不是纯粹的理论空谈，也不仅是在做理论建设，它还必须根植于具体的个案研究之中。这个问题在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中，最明显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两种不同的思考路径和研究方法，一种是西方著作史的研究路线，另一种是纯粹的史学理论研究路线，这种分化一度曾有要分化成两个学科的趋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融合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史学著作史应该反映史学理论的成果，史学理论也应该更加基于对史学著作的提炼。这两者如果能够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开辟出一条国人撰写西方史学史的新路子，展现出史学史研究真正的生命力。
换言之，凡参与到这一过程中的学者应该是既勤于个案研究，又乐于理论反思的。比如，张光直、刘家和等学者就在自己的个案研究中体现出通过对自身传统历史文化的考察去回应某个世界性的学术话题的研究路径。前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中国青铜时代》《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等专著或论文集提出一个关于文明起源的新说，认为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连续性范式和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断裂性范式，都可能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不同模式。而后者则在《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一文中以儒家的仁学和礼学的关系为例，回应中国轴心期文明是怎样在批判地继承先前的原始传统中发展的这一问题。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个案研究者拥有更宏大的思想关切，而理论研究者则需要更扎实的实际研究经验。这两者之间的话语构建所形成的共识也应该反映在进一步的话语体系之中，这样才能够推动反思性的研究模式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
再次，反思性的研究范式鼓励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参与与对观，要把史学史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相结合，把史学史与比较研究、全球视野、性别研究等结合起来，让各个分支学科中使用不同观念、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共同参与其中。因为，方法和视域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才能使我们摆脱某种狭隘的或任何具体的话语体系；不同研究领域学者的共同开拓，才会为我们提供深化史学史研究的新机遇。从而在一个既不同于以往，又不同于东方或西方的视角中把握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内在的动力和演进的可能方向。
最后，如何形成中国话语？不同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都拥有其自身的特色，体现一定的特殊性。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也必须有中国的特色，需要一个强大的本国史学背景的支撑；但同时也不能自我局限成一种地方性知识，而应该具有普遍性的追求。这种普遍性追求，既体现为学术交流的开放性，包括积极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展开对话、相互借鉴，避免出现学术研究的地域性偏颇；也体现为学术贡献的世界性，即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如何为全球史学史研究提供中国视角。对此，以张广智为主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团队合著的一系列著作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力图将世界视域与中国视角相融合，明确提出了“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样的学术诉求。
结语
总之，学科的发展，其背后的研究范式及话语构建都是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的。如何看待和理解学术研究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如何使学术研究体现时代声音、回应现实问题等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从现在开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不应该只建立在一般性了解西方学者的史学观念及理论上，也不应该只关注史家、史著、个案分析、学派解读、观念阐释等，而应该建立在对各类原著更加精细的研读和分析基础上，并且将史学史视作一个反思性、批判性的学问。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有了这种意识，史家才会去思考史学史应该怎么写，考虑史学史未来是要写成单线的还是复线的，史学史的写作策略需要更进一步地做哪些尝试，等等。当然，具体关于思想史的方法论，从20世纪早期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范式，这些思想史的方法论如何迅速地运用到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和写作里面，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尝试的。
其次，在当今的时代语境之下，无论逆全球化的各种言行如何喧嚣于世都不能够否认全球化本身这一客观事实。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关注的都是具有西方文化身份的历史书写者，虽也会涉及其知识和思想的来源，但一般很少考虑将其历史认知作为全球交往的结果来看待。如今，我们需要往前推进一步，一方面，要分辨出西方史学书写过程中的哪些知识是来自西方之外的？它们又是如何被西方书写者本土化的？比如关于雅利安人的概念，是怎么样从西方的中心传到印度，然后在印度又是如何反过来去影响其自我认识的。另一方面，西方史学史研究也不能仅限于西方视角，撰写过程中应该有适度的中国关怀，考察中国特有的历史认识论该如何融入对西方历史著作及其思想的解读中去的，比如我们可以借鉴一个中国古代文本来反思在西方希罗多德研究中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历史认知模式。这样，我们在拿出成果和西方交流时，他们才可能看到我们独有的价值。然而，在这两方面的工作中，不仅仅意味着要走出各种中心论（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抑或其他的什么中心论）的藩篱，也必须超越中西对照、高下之分、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我们的视野放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框架中，既从历时的角度也要从横向的纬度来理解其思想发展的历程和未来可能的方向。同时，在探讨有关问题时，如何克服不同传统与理解方式之间的差异，如何才能接纳承认各种关切和批评意见的价值与合理性等，这些问题也是提高研究水平、促成普遍性思考的关键所在。
再次，在建构反思性研究范式的过程中，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要扩展学术视野。第一，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史的阶段，而要以创造性的思维，从理论的视角构建我们的思想资源，因为历史的分析与理论的阐发彼此相融难分。也不能仅仅关注某几个史学大师或某些史学思潮，更重要的是要把背后的丰富性挖掘出来，这样才能对今后的创新提供有价值的营养，也才能给予我们反思性的力量和资源。第二，需要打破专业化的壁垒，不要因学科分化而局限自己，而是要力争消除这种分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及具体研究，这样，未来的研究才可能在跨学科交流中形成真正的学术创新。第三，要注意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对话与交流并不意味着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单向度地向国际学术界靠拢，这种“同质化”的结果带来的必然是自我的消解，难以做到言人所未言。
总之，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关涉的就是人类对于自我的理解，这些思想既可以是“历史”上的东西，也更应该是一种清醒的、活生生的当下的思考；同时，哪怕是“历史上”的思想，其思想的对象和根本的诉求也必然是现实的，因为它既是对过往思想的承接，也是面向未来思想的拓展。所以，它不应该只是被塞在各类学科的格子里，而是要贯穿各门学科；它也不应该只是在不同文化的逻辑中不证自明，而是要成为一种可以为人们所共享的精神资源。因此，思想史家的任务就不仅仅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还应包括对现实的关怀、剖析，对未来人类发展的合理预设。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一定能够为这个宏大的历史叙述形成支撑，因为它应该是一种关乎人类共同体命运的“有思想的学术”。
最后，借用吴经熊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句话结束本文：“我们既非向东，亦非向西，而是向内；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藏蕴着神圣的本体，那是我们真正的家园！”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1]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扬·冯·德·杜森编，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1页。
[2] 何兆武：《何兆武文集：历史与历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