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王朝的诞生

龙山时代的中国各地，呈现出古史记载中五帝时代“万邦林立”的政治图景。石峁、陶寺等早期国家并进发展。与尧的记载颇为符合的陶寺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反映出“协和万邦”政治理想形成。环嵩山地区，位于中原之核心，是东西南北各方势力激荡整合的熔炉，严峻的政治环境，迫使龙山社会领导者们实践更有效的社会组织方式，激发出更具雄心的政治理想，成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王朝的孕育之地。

一 万邦林立

龙山时代，中国各地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黄土高原东部、海岱地区和环嵩山地区，呈现出众多古国和石峁、陶寺等早期国家并进发展、此起彼伏的态势，颇为符合古史记载中五帝时代“万邦林立”的政治图景。

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社会发展、城邦并立。

龙山文化遗址数量增长至近1500处，几乎为大汶口文化遗址数量的3倍。鲁西北地区，出现大量以夯土城墙和城壕围护的城址，并以这些城址为中心，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等级化的聚落群体。以上城址，城内面积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不等，相互距离多在30—50千米，每个核心城址的控制区域近1000平方千米，大约为一般“古国”范围。城址为“古国”聚落群中心，下面有不同等级聚落。鲁东南地区，则出现两城镇和尧王城两座大型遗址，尧王城遗址有三重城墙，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以这两座城址为中心，同样形成不同等级遗址形成的聚落群。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可能具有军事意义的特殊聚落。

龙山社会复杂化发展最明确的表现是，“礼仪”制度更加完备的大型墓葬出现。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大墓规模大，均有棺椁，随葬品以成套的、礼仪化的精致陶器为主，也有玉簪、玉柄形饰、玉刀、玉铲、绿松石饰物、石镞、漆木器、鳄鱼皮鼍鼓和獐牙等。蛋壳陶杯是龙山文化礼仪陶器的代表，因其陶胎薄如蛋壳而得名，最薄部位多在杯口，一般厚度在0.2—0.3毫米，重则不超过70克。陶质极纯，皆为精加淘洗的细泥质黑陶，不含任何杂质，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陶杯不同部位要分别制作，再拼合在一起。分工制作理念，器身上平行细密的凸棱装饰、规则的几何镂空，让人能从小小的陶器上，感受出龙山社会制度的精巧和严谨。

汉水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发展为肖家屋脊文化，仍以石家河遗址为核心。该遗址的肖家屋脊和谭家岭地点，发现随葬精美玉器的瓮棺葬。对蝉的重视是肖家屋脊文化的重要特色，玉蝉成为高等级墓葬中最重要的随葬品类型之一，仅在肖家屋脊地点的一个瓮棺葬中就随葬11件。玉虎形象大为流行，有写实虎首、虎首镂空牌饰和虎侧身像，正是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谭家岭地点的1件玉器，整体形态为抽象的蝉形，背部凸出人像，细长目的尾梢吊起，写实而生动地表现神巫如蝉蜕一样，破蝉背而出的状态。可见，此前更注重世俗权力的江汉地区，转而接受良渚成功实践的以宗教凝聚人群的社会发展道路。

在黄河上游的洮河和湟水流域，从陇东地区西进的人群发展出齐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马厂期人群共存。齐家文化在中西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距今4300年前后，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引入金属冶炼技术、小麦、羊和牛。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距今4300—3600年），出土冶铸相关的遗物，包括炉渣、矿石、炉壁、石范等，操作链基本完整。科学分析显示，西城驿冶炼工匠已经能够使用普通铜矿石冶炼红铜，再配入锡、砷、铅等成分冶炼铜合金，但产品以红铜和砷青铜为主。河西走廊地区已经成为早期冶金中心，开始冶金技术本土化和向东传播进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西北地区目前出土的早期金属器已超过千件。铜器种类以个人装饰物和工具为主，包括耳环、臂钏、手镯、管饰、泡、项饰、牌饰、刀、斧、锥等，也有少量兵器和作为权力或身份象征的特殊器物。新农作物和牲畜及金属冶炼技术继续东传，成为龙山时代社会发展和早期王朝建立的催化剂。

2011年对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详细调查探明，石峁古城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组成，有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附属城防设施，形制完备、保存良好，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目前所见龙山时代最大的城址。

图1-19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外城东门两侧有高大的墩台，形成狭长的门道，方向为北偏东31度，正是石峁时期夏至日出的方位。在修建外城东门及其北侧的外城城墙时，埋入近百颗人头。这些头骨被埋在城门入口处、城墙外及城墙下的5个祭祀坑中，每处埋置头骨个数8—24个不等，部分头骨上有明显的砍斫和砸击痕迹，甚至整个头骨裂开。部分头骨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东门外的1号祭祀坑中，发现24颗年轻女性头骨。1号祭祀坑和门道内的2号祭祀坑之间连线，指向北偏东31度。2号祭祀坑和4号、5号、6号祭祀坑连成一线，方向为北偏西31度，正是夏至日落的方位。藏玉于墙，是石峁城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将玉器砌入石墙中。各地点发现了几十件玉器，包括玉钺、玉铲、牙璋等。

皇城台是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区域，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以石墙包砌自然山体形成的“金字塔”式台城。石墙分为十多层，每层3—4米，重叠高起达70余米，有大量高约40厘米的陶鹰环绕。台顶面积8万余平方米。

台顶东部发现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边长约130米，四周墙体用大小不一的砂岩石块错缝筑砌，石块之间用草拌泥黏结，墙内有粗大的纴木以加强台基牢固性。台顶发现超过1万枚骨针，20余件口簧，成层分布的100余片卜骨，数量可观的建筑用瓦，牙璋、琮、钺、环等玉器，锥、刀、环等铜器以及海贝、象牙、丝织品等高等级遗物。

大台基的墙体上和倒塌堆积中，发现石雕70余块。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其中神面石雕体量最大，最大者长度超过2.6米。台前的通道上，发现一个立柱型石雕，高近1米，为两面对称的神像。石雕多为对称式构图，以一正视神面为中心，两侧雕出侧视神面，其内容和形式均开启商代青铜器主题纹样先河。神像虽没有明确的四颗獠牙，但狞目露齿的面容仍是天极之神的典型特征，神像两侧也常有勾首之鸟形象。从主题到形式都与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相同。兽面蛇身的形象，与陶寺陶盘底部的“蟠龙”颇为形似，更可以确定为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的原型。

很明显，石峁领导者们利用宗教树立自己的权威，打造圣地。秃尾河为黄河一级支流，其流域内密集分布着100余处龙山时代聚落，包括石城聚落十余处。聚落分为10万平方米以下、10万—100万平方米、100万平方米以上三个等级，是社会分化的典型表现。石峁遗址为最大石城聚落，形成以石峁为核心的强大“古国”，甚至早期国家级别的政体，与山西南部的陶寺政体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陕北“边地”的崛起，与其所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需要在更广大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背景下解读。石峁遗址目前发现的绵羊和山羊骨骼已经多达十余万件，毋庸置疑，羊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巨大转变得益于跨区域交流。石峁可以间接地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获得各种技术和理念，也有可能直接与其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人群交流。

二 “宅兹中国”

陶寺遗址位居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交汇之地，与文献中帝尧的活动区域正相符合。该遗址有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内城为宫城，发现大型建筑的夯土基址和柱础。在外城南垣外发现观察日出位置以判断时令的观象台。

外城东南部发现墓葬1000多座，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大型墓只有9座，中型墓约80座，其余为墓穴小且无葬具的小型墓。大型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种类及数量都在中国史前时代位于前列，漆柄玉钺、刀、俎、豆、石磬、鼍鼓等表现出明显的礼仪化倾向。规模最大的墓葬面积约20平方米，随葬品超过百件，有漆柄玉钺、漆木长弓、成捆的箭、玉器等高等级物品，并有1名殉人和被劈成两片的猪10头。成套的陶器，表现出东方的陶礼器特征。残陶壶上发现朱书陶文，为汉字前身。

尤为引入注目的是，陶寺遗址表现出融合四方的特征。典型陶器具有山东、河南、江汉、西北和关中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因素；玉琮、玉璧和大型厨刀继承良渚文化传统；透雕兽面玉佩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共同影响，鳄鱼皮制作的“鼍鼓”来自山东龙山文化；铃和齿轮形器等铜器则是接受西北地区冶金技术的成果。陶寺显贵阶层的特大型墓葬中，着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仪式用品，很明显，融合四方礼仪已成为陶寺社会上层着意展现的能力。

这种超越良渚社会的“融合”方略，表明陶寺的王者胸怀四方，并刻意彰显自己在四方中的核心地位，形成促进“最初的中国”一体化的政治蓝图。《尚书·尧典》中提到的尧分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宅于四方，“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不能仅以传说视之，而是将宇宙观政治化，促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实践；“协和万邦”和“光被四表”并非完全是后代的称颂，而是以当时天下政治态势为背景的追述。

临汾盆地和邻近地区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是一个广大区域内的核心聚落，周边有次级中心，一般核心聚落和普通聚落，形成超过同时期其他城址的政治控制规模。综合这些迹象，可以推测陶寺政体达到了早期国家的标准，并成为中国早期王朝的滥觞。

陶寺文化兴起后，陕北地区在稍晚时期形成以石峁和芦山峁等遗址为代表的强大文化集团。石峁人群与陶寺有密切交流甚至冲突，可能是造成陶寺在距今4000年前后衰落的重要因素。

龙山时代的环嵩山地区，像海岱地区一样，形成诸城林立局面。嵩山东南地区遗址尤其密集。在古城寨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夯土城墙，历尽龙山时代的动荡，仍巍然屹立，宣示着环嵩山地区古国社会的组织力、行动力和在动荡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坚定意志。与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地望相符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由小城和大城组成。小城分东、西两部分，西城面积近1万平方米，中西部较高，发现多处夯土建筑基址，并有13处埋葬人牲的奠基坑，出土铜容器残片。大城面积近35万平方米，内有多处大型夯土基址和祭祀坑，出有玉石琮和白陶器。这类大型城址应为古国政体的核心都邑。

嵩山东部地区有王城岗这样的大型都邑，也有淮阳平粮台等有城墙围护、面积数万平方米的军事堡垒。新发现的淮阳时庄遗址则是目前龙山时代仅见的一处粮食仓储聚落。这些发现强化了我们对龙山时代聚落功能多样性的认识。难以独立生存的特殊聚落，明显是大规模政治组织大范围政治、经济和军事部署的一部分。环嵩山地区，位于中原之核心，是东西南北各方势力激荡整合的熔炉。严峻的政治环境，迫使龙山社会的领导者们实践出更有效的社会组织方式，激发出更具雄心的政治理想，成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王朝孕育之地。目前，河南龙山文化中并未发现大型墓葬，重要遗址中出土少量肖家屋脊文化风格玉器，也发现埋葬整牛的祭祀坑，宗教在社会发展中应该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其社会发展方略与山东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更接近，王权和军权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二里头政体崛起，是环嵩山地带龙山丛体中因风云际会造就的英雄人物，融汇各种已有宗教、政治、经济和军事成果，施展陶寺王者即已形成的政治宏图成就的伟业。二里头文化最精彩的遗物，包括青铜器、绿松石镶嵌器和玉器等，均与宗教仪式有关，使用玉瓒（柄形器）的祼酒之礼可以直接追溯到良渚文化，宗教因素较龙山时代明显加强。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来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鸭形壶和海贝，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来自东方的酒器，肖家屋脊文化风格的玉器。这些考古证据表明，高居二里头宫殿中的王者胸怀天下的政治理想，并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地位，在一个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

在龙山时代各地区的相互激荡中，我们看到经济、政治制度和宗教权力的发展，也看到将“最初的中国”文化共同体内各地区融为一体政治理想的产生与实践。《尚书·尧典》歌颂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我们相信，陶寺和环嵩山地区的领导者中，正有这样心怀天下的英雄，占据“中国”之地，努力完成早期王朝的构建。自距今4500年以后，考古资料确实与古史记载存在着更强的对应关系。被广泛讨论并接受的对应包括：晋南临汾盆地陶寺聚落群与帝尧集团的对应关系，龙山时期山东和河南东部大量城址反映出“执玉帛者万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政治格局，河南登封王城岗等城址与夏代早期都城地望符合，河南龙山文化南下和肖家屋脊文化的衰落与“禹征三苗”的关系，以及淮河下游黄河河道的演变与古史记载的水患的关系等。

考古资料与古史记载的结合充分证明古史记载并非完全虚构，而是以真实事件为背景。以考古资料结合文献“释古”已成为以考古学为基础的中国古史重建的主流，为中华文明独特发展道路研究提供不可缺少的认知角度。

中国史前时代的社会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形成，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质。

在“多元”方面，不仅是文化面貌的多元，而且包含以下要点。

首先，各地区相对独立发展，开启文明化进程，没有证据表明某一地区在“最初的中国”初步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引领其他地区的核心作用。

其次，各地新兴社会上层的表达等级、展示权力和维持统治策略各不相同。凌家滩和红山社会均大量使用蕴含宇宙观的玉器，宗教气息浓郁，但红山社会独有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的隔绝世俗的仪式圣地。大汶口文化社会高等级墓葬随葬品奢华，但以表达世俗身份、威望、地位和财富的精美陶器、饰品和猪下颌骨等为主，缺乏特殊玉器等宗教仪式用品；崧泽文化与之相似。长江中游社会的大型墓葬随葬品数量大，但以明器化的日用陶器为主。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社会中，大型墓葬规格庞大，但随葬品数量少，同时存在大型聚落和大型公共建筑。很明显，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不尽相同，所选择的社会复杂化道路各具特色。

最后，各地区社会上层在交流中采取的是各取所需，而非全盘接受态度。例如，凌家滩和红山文化之间的大汶口文化与南北两个邻居均有交流，但仍然坚持选择更适合于本地传统的世俗化社会发展道路。因此，虽然存在密切交流，但各地区在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道路上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色。

在“一体”方面，也不仅限于在密切的交流中，各地区多出现相似陶器，形成以彩陶广泛传播等现象为代表的“时代风尚”，还包括两个要点。

第一，各地区逐渐开始共享相似的文化精髓，包括相似宇宙观、天文历法、沟通天地的手段、各种礼仪和权力表达形式等。放眼东亚大地，这些相互作用的文化区形成了区别于周边地区的、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文化共同体。

第二，踊跃参与着区域间交流的各地区社会精英们很可能已经认识到此文化共同体的存在。以亲身旅行方式参与远距离交流的社会上层，积累了丰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知识，并产生对相应的地理范围的文化认同。各地区当然未必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更高层次的政体，但至少已经认识到彼此共同拥有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共享文化要素的“天下”。

“最初的中国”形成到夏王朝建立的进程，各地区的发展可概括为“裂变”“撞击”和“融合”三种形式。

“裂变”可以理解为各地区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基于本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完成的社会复杂化的初步发展。“裂变”在距今8000—6000年普遍且持续地在各文化区出现。通过考古资料可以辨识的主要表现有农业经济初步形成和发展，数万平方米的较大型聚落出现，大型房屋出现，随葬品较丰富的墓葬出现，原始宗教和仪式活动初步发展等。

“撞击”可以理解为自距今约6000年开始，各地区在社会复杂化加剧、社会上层集团出现后，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为核心的区域互动促成飞跃式的、达到“古国”阶段的社会发展。比起一般的文化交流，相互“撞击”才能促进各地区社会飞跃式的快速发展。如果仅有自我“裂变”而没有相互“撞击”，各地区可能难以同步取得飞跃式社会发展。在相互“撞击”中，各地区形成称为“最初的中国”的“相互作用圈”，中国文明初步形成。

“融合”可以理解为“古国”社会“满天星斗”式普遍发展、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最初的中国”形成的壮阔进程孕育出的更具雄心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兴衰经验、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良渚早期国家是“融合”式发展的第一个典型。陶寺和石峁早期国家构建是龙山时代“融合”形式发展的重要例证。如果说良渚文化的“融合”主要是借鉴同属“宗教取向”的凌家滩和红山社会的话，陶寺社会领导者则以更宏大的政治理想，实施更广泛的“融合”策略。与夏王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也是以“融合”的方式建立起第一个王朝。

正是在不断“裂变”“撞击”和“融合”中，中国史前时代先民完成了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广域王朝国家的发展，为历史时期更波澜壮阔的“大一统”文明型国家构建奠定基础。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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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印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本章图片来源

图1-1 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https://www.chnmuseum.cn/zp/zpml/kgdjp/202008/t20200824_247234.shtml，2023年11月28日。

图1-2 赵志军等：《北京东胡林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分析》，《考古》2020年第7期。

图1-3 《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山东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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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图六。

图1-6 《中国出土彩陶全集（7）·甘肃》（上），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21年版，第4页。

图1-7 《凤舞潇湘——桂阳千家坪出土陶器》（下），故宫出版社2020年版，第532页。

图1-8 《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山东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50页。

图1-9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下），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图版二七九。

图1-10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下），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图版三九。

图1-11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图版肆。

图1-12 《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208页。

图1-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图1-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图1-15 据《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页，图7-3）改绘。

图1-16 《杭州发现中国已知最早水利工程，距今5000年》，新华网，2016年3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3/16/c_128803149_4.htm。

图1-17 《良渚玉工：良渚玉器工艺源流论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15年，第34页。

图1-18 良渚博物院供图。

图1-1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