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如何《活着》

杨百川还是不想放弃去市里参加联谊会的机会。

毕竟投稿《十月》只是脑子一热，是虚无缥缈的，而市里这次机会才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回家的路上，他还在想着刚刚邮局营业员的那句“同志，你是作家？”，心里美滋滋的。

他不要脸地点点头，说酒厂厂报上那篇《遥远的海岛》就是自己写的。

那女人若有所思地挠了挠下巴，说：“不晓得。”

……

杨百川懒得理她，转身往家走。

他刚把钥匙插进锁孔，还没拧，门就吱呀一声打开了。

门缝里露出一张湿漉漉的白色的胖脸，两只肿泡眼像被雨水沤烂的樱桃。

“妈，你……”

“你个砍脑壳的背时娃儿啊，你跑哪里去了？”

韩家书冲上来，往杨百川的肩头狠狠捣了一下：“你老汉儿才出事没几天，你又不落屋（回家）了，是不是想我这个当妈的不活了……”说着呜呜地哭起来。

杨百川心里一酸，一阵歉意涌上来，把母亲抱住，闻见她后颈窝的樟脑丸味。

“你不想去找那个背时堂客就不去，啷个可以不回家……”

杨百川小声说：“妈，我错了。”

韩家书往后一仰，一双噙着泪的眼睛盯着他，好奇地打量：“你，你昨天晚上在哪里过的夜？”

杨百川说：“昨天我没困觉……”

话还没说完就被掐断：“没困觉？那你跑哪儿去了？”

杨百川把昨晚上的事说了一遍，看到韩家书脸上的神色软了下来：“幺儿不要太辛苦了，小说可以慢慢写嘛。”

他在母亲的背心里轻轻拍了几下：“晓得了，妈。”

接下来的几天，杨百川都在构思他那篇老孙版《活着》，打算写个精彩的中篇，在渝城文坛中打响名头。

就像后世写网文一样，他既然决定写一个翻版的《活着》，就得拆文，搞清楚《活着》这幢大厦是如何建成的。

读大学时背过的知识点，如车窗外的风景般飕飕闪过脑海。

在后世文学史上，《活着》被视为余华创作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转向通俗小说的标志。

这一转向的发生有很多因素。

就文学本身而言，先锋小说不具有可持续性。整天在叙事技巧上绕圈子，人称、视角、结构、语言、风格……能创新的只有这些，玩遍了也就没什么可玩的了。

后世有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不好好讲故事的人都是不会讲故事的人。

先锋小说作家通常缺乏老实讲故事的想象力，也没有观照现实的穿透力，说句不好听的，就只能在写作技巧上兜圈子、迷惑人。

所以有评论家认为，《活着》等作品的涌现，是先锋小说作家在向传统现实主义补课、取经。

就像画画一样，人家毕加索年轻的时候也是写实的大师，后来到了一定境界，才慢慢走向肆意的抽象创作。

而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作家是反过来的。

另一方面，读者不买账。

你成天写些云里雾里的玩意儿，谁特么看得懂？作者自己也讲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其实，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作家们常有类似的倾向，把自己束之高阁，把“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完全抛在脑后，抛弃了读者，还美其名曰搞艺术搞创新。

等他们发现自己无人问津时，为时已晚，他们也被读者抛弃了。

这也和社会变迁有关。在过去，作家都是吃官家饭的，而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腾飞，读者便成了作家们的衣食父母。

文学史家用“断奶”这个词来形容90年代作家与体制的关系，作家必须自己找奶喝。

所以说，《活着》也是重新拥抱读者的尝试。

但也不能说《活着》就完全回到了传统。这也是杨百川想在新的小说中模仿的部分。

就写作手法而言，《活着》采用了“重复”的手法。

主人公福贵的亲人以相似的“意外”相继离世，形成了死亡的循环。

福贵反复提及“鸡变羊、羊变牛”的生活愿望，却又反复回到贫穷、饥饿，在希望与幻灭中循环。

这有点类似于后世爽文的反面。

爽文是通过“危机-解除危机-装逼”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的循环，来营造爽感，让人越看越爽。

《活着》则是通过“危机-死亡”的模式来营造悲剧感，危机和死亡不断交替出现，让人陷入泥淖般越来越深的痛惜之中。

另一方面，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常赋予苦难一些其他的意义，比如，非得批判一下社会、教育一下读者。

要是读者看完小说，没感慨“啊，今后我一定痛改前非，努力做一个四有公民！”，就一定是白读了。《活着》却反其道而行之。

福贵的生存没有明确的“意义”支撑。他既不为复仇、抗争而活，也不为追求幸福而活，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这句话很绕，但消解了所有宏大的价值。

这是杨百川想在新小说里着重学习的一点，这可以使故事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悲剧。

第三方面，《活着》的历史观也比较特别。

《活着》横跨漫长的历史时期，却刻意回避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正面描写，始终聚焦于福贵这个平头百姓。

书中的细节都来源于福贵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抽象的历史概念。

在杨百川穿越前，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就像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尘，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讲的也是相似的道理。

但在那个年代，这种思维还是很独到的。

如果想的话，杨百川可以借此迎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浪潮。

但他不愿意。他想写一个活生生的孙德贵，而不是把他作为跟风的工具。

杨百川在书桌前坐了十个多钟头，从上午到下午，中途就吃了个饭，眯了一会儿，却一点没觉得疲惫。

他在一个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物关系网，以老孙为中心，周围环绕着他的亲人、朋友、敌人，仿佛一朵巨大的莲花。

再画了一条漫长的时间轴，将老孙的人生节点标注在上面。

他记得有一个作家说过，短篇写氛围，中篇写故事，长篇写命运。

要写好一个中篇，重要的就是组织好故事的结构，使之逻辑缜密、环环相扣。

他在做这样的努力。

窗外彻底黑了下来，昏黄的路灯亮起。他终于完成了那篇小说的大纲，并给它起了个富有哲理和诗意的题目：《一个人的中国》。

他伸了个最大限度的懒腰，抻得脊椎骨咔咔响，又扭身将自己抛到床上。

房间外突然传来一记闷闷的关门声，然后涌来一阵嘈杂。

他站起来，溜到房门边，将耳朵贴在门板上，正好听到韩家书扯着喉咙在吼：“川儿，快出来，你老汉儿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