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本书的最后一卷。虽说是专论的合集，但仍然凸显了国际合作的特色。收入的27篇中，有14篇的作者是国外学者。
当时，为了更好地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获得更多的国外专家的支持，我们先后召开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是2016年3月，与本项目的开题会一起召开；第二次是2018年8月，这是专门的国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了十多位来自欧美的学者参加。他们有的本来就是本项目的参加者和子课题负责人。两次会议的主题都是围绕本项目展开，第二次会议的名称即“丝绸之路上的希腊化文明遗产”。本卷的名称就来源于此。本卷所收的论文大部分就是这两次会议的参加者提供的，也有部分是后来约请其他学者撰写的。其中有的已经在国内外正式发表，但为了保持本书的完整性，还是保留了这部分论文。
论文的编排顺序基本延续了项目的研究大纲，与前面的五卷基本对应。如果说前五卷主要是综合分析，本卷则几乎全是专题研究。对于已经纳入前五卷各编的中文文章，本卷从略；外文文章如果中文版已如前收入，这里只收英文版；其余则尊重作者原文，或采用中文译文。总之，选择的原则有二：一是避免重复，二是便于中英文，尤其是中文读者都能更好地分享作者的原意。
本卷大致分为六编。
第一编的三篇文章是关于希腊化文明与丝路关系研究的理论性探讨，可以视为本卷的绪论或导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塔尔伯特（Richard Talbert）教授是国际著名的古典学者、罗马史大家，现任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古代世界地图绘制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主任。早在1985年，他就出版《古典历史地图集》（Atlas of Classical History），2000年主编出版《巴林顿希腊罗马历史地图集》（The Barrington Atlas of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他的文章《为“希腊化文明和丝绸之路”制作多维地图》（“Mapping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the Silk Road: Prospects and Methods”）再次强调了地图学对于丝路研究的重要性，建议利用该中心的数字资源来构建本项目的多用途地图系统。而这一点恰恰是国内丝路研究，尤其是本课题研究的薄弱环节，可谓一语中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合作计划未能实现，本书的地图仍然只能以引用他人为主。英国雷丁大学梅尔斯（Rachel Mairs）教授的文章阐释了语言翻译对于不同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重要性，从语言比较，尤其是佛教教义术语跨文化转译的角度揭示了丝路文化互动的另一模式。徐朗博士则对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其后内涵的扩大、丰富作了系统的回顾和分析，澄清了国内由于转译导致的一些误读。
第二至第五编，是本卷的核心部分，也是本项目研究的重点。
第二编是关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以及它们后来在丝绸之路上的发展。从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到中亚的阿伊·哈努姆遗址，其间有诸多希腊化城市湮没无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演变成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成为希腊化文明遗产和其他本土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传播之地。伊朗学者哈米德礼萨·帕沙·扎努斯博士对帕提亚和萨珊时期希腊化城市的变迁沉浮作了全面的梳理。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迪德利克·比尔赫斯代克（Diederik Burgersdijk）博士则重点探讨了帕尔米拉在中国与地中海之间海陆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中转作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皮埃尔·勒里什（Pierre Leriche）教授是国际著名的城市考古学家，他对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历史及城市史作了鸟瞰式的回顾。（中译文见第二卷总论一）张录博士对中亚地区南北丝路的汇合点木鹿古城从希腊化城市到丝路重镇的演化作了历时性的考察。
第三编是关于希腊化钱币与丝路钱币的渊源和传承关系。希腊化钱币本身的起源、发展及其在丝绸之路西线沿线的演变，特别是那些当道的当地统治者发行的希腊式钱币或希腊化仿制币是本组文章关注的重点。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波比拉赫齐（Osmund Bopearachchi）教授是国际著名的中亚、印度钱币学专家，他从亚历山大后继者的钱币上看到了他们力求与亚历山大拉近关系的种种努力。他的学生奥利维尔·波尔多博士的论文是钱币学界少见的关于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钱币模具的研究。其基本方法是首先将属于同一位国王的钱币归纳在一起，然后根据包括图案和铭文等形制方面的差别和变化，确定模具的类型和数量，从而确定某一类型钱币的发行地、分布范围和可能的总量。这是目前希腊化钱币研究的一个突破，也为其后的丝路希腊式仿制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该文特别强调了钱币模具的比较研究对于重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和印度—希腊人王国的历史的重要作用。美国休斯顿大学约瑟夫（Frances A. M. Joseph）博士对中亚、印度西北部地区的希腊化钱币颇有研究。她的论文集中论述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钱币的延续与演变过程，并对代表性的统治者的钱币及其多元文化内涵作了深入的分析。王杨博士对塞琉古王国“阿波罗”型王像钱币的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李潇博士对希印双语币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反映的希印文明互动的研究，视角新颖，论证充分，体现了国内年轻一代希腊化钱币与丝路钱币研究者的最新成果。法国近代考古学家摩尔根（J. de Morgan）关于帕提亚钱币希腊语铭文退化、讹写的论文，虽然已经发表百年有余，但其对退化之轨迹观察之细微、比对之精确令人叹为观止，对于今日丝路希腊式钱币的演变、传播和影响之研究仍然颇有参考价值。译者徐朗博士根据最新的研究进展，对其中的一些史实和作者的时代局限性作了一定的修正、补充和删减，庶几称之编译之作。
第四编以犍陀罗艺术的起源、发展及其东传为重点。牛津大学古典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彼得·斯图尔特（Peter Stewart）教授对新疆营盘古墓遗址罽袍上的人物形象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他们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丘比特有关。（中译文见第五卷第八章）董波教授以一件早期犍陀罗时期的金铜佛为例，论述了犍陀罗艺术早期头光形象的源流及其与光明崇拜的关系，分析了其中包含的希腊化文化和艺术要素。陈晓露博士根据早期佛教艺术中的世俗伎乐供养人图像在印度、中亚和中国西域三地的演变，认为它们可能受到希腊宗教节日庆典习俗的影响。
第五编是希腊化文明遗产在中国的传播与扬弃，其中以犍陀罗艺术在中国的演变与汉化为重点。张元林、苗利辉、王雁卿三位研究员是分别来自敦煌、龟兹、云冈三大石窟寺研究机构的专家，他们的论文以第一手实地资料论证了三大石窟艺术中隐含的希腊化因素，展示了它们如何被中国的佛教艺术家逐步吸收改造的过程。但由于他们文章中的基本内容都已纳入第五卷的专章之中，所以本卷从略。笔者则以大量的实地考察和实物观摩资料，勾勒了从希腊神到佛教神，再到中国神的中国化、世俗化路径。此文与第五卷笔者撰写的《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神”在中国——一项基于图像的考察》一章的内容颇多相似，但这是英文版，且视角有所不同，图片也有增删。此次收入，是为了让英语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探索。美国威廉·佩特森大学的张禾教授，多年来对新疆地区出土的纺织物上的外来文化因素多有研究，我们请她撰写了一篇宏观性的文章，特别探讨了这些织物图案中的希腊化因素。外来因素，尤其是与希腊罗马古典因素有关的遗物近年在中国屡有发现，如何解读，往往众说纷纭。关于宁夏固原李贤墓中出土的鎏金银壶上三组人物形象的认定，意大利佩鲁贾大学（University of Perugia）的奥尔多·塞泰奥利（Aldo Setaioli）教授根据古典艺术关于金苹果故事的绘画模式提出了新解，这对一般接受俄罗斯中亚考古学家马尔沙克解读的中国学者无疑是个重要的参考。李思飞博士则试图从图像学角度追溯龟兹石窟的含绶鸟图案的希腊艺术渊源。它的入华很可能与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有关。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在中国陕西、甘肃两地陆续发现了附有类似外文字符的铅饼，对于这些字符如何解读，国内外学者难有共识。弗兰西斯·约瑟夫博士认定其中大多是讹化的希腊字母。与印度—斯基泰人或印度—帕提亚人的钱币铭文相似，或可为该铭文的释读提供一个新的窗口，从而为汉代希腊化文明遗产通过丝路进入中国增添了新的证据。笔者则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及中国文献和实物资料，倾向于将其视为讹化的希腊文字母，是从西域通过丝路传来，至于该铅饼是否就是汉武帝时期发行的“白金三品”之“龙纹币”，还需要新的考古发现来证实。我和约瑟夫博士的文章可以视为一组。我先请她释读这些疑似外文字，并鼓励她把自己的研究结果撰写成文，也在拙文中作为一说引用了她的观点。对她的真诚合作，我表示深深的敬意。
第六编是关于丝路本身的研究，是本项目研究的拓展。其中，李毅铭和王坤霞（与笔者合作）的文章分别集中于绿洲丝绸之路（帕提亚段）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的杰弗里·勒纳（Jeffrey Lerner）教授以自己的亲身实地考察，揭开了古代途经瓦罕峡谷的丝路要道的神秘面纱。这是以往的丝路研究所忽视的，确有填补研究空白之功。
总之，本卷以点带面，知微见著，通过上述整体或个案研究，还是基本反映了丝绸之路在这些遗产的存续、传播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交融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桥梁作用。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张骞通西域，没有丝绸之路从中国到地中海的全线连通，古代的希中文明就不可能首先在中亚相逢，集印度与希腊文明因素于一体的犍陀罗艺术就不可能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洪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希腊化文明遗产可被视为通过丝绸之路最早进入中国中原大地的外来文化的代表。
本卷能够汇编出版，各位作者、译者和编辑者都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谨此一并致谢！遗憾的是，有的作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提交定稿，以致最终没能收入。关于他们的论文要点，可参见附录中的介绍。
杨巨平
2024年6月1日改定于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