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盛推王安石
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曾巩、苏轼、苏辙、程颢、程颐……这些光耀千古的名字背后是一群风华绝代的人物,他们的文章、思想引领千年风骚,然而他们的现实人生最后都深陷于无休止的政坛纷争之中。
天才成群而来,他们的相逢相遇是文化史上的大幸;天才与天才之间却不能和平共处,他们的相斗相争是政治史上的大不幸——一切皆因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还没有位登宰执的时候,他早已是众望所归的宰执人选——“当时天下的议论,都认为王安石当不上执政就没天理”“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就连后来成为王安石死对头的司马光都说:“我目睹王安石一人身负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高绝而且学识深博,自尊自爱,恬退淡泊,把官位看得很轻,认识他的、不认识他的,都说王安石不出山便罢,一旦出山那就可以马上实现太平之世,天下百姓都能得到他的惠泽。”
为什么王安石如此受推崇?因为当时是士大夫精神高扬的时代,而王安石就是士大夫理想人格的现实代表。
所谓士大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者型官员,对应的英文词是scholar-officer或者scholar-bureaucrat,他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是在官之人。按照士大夫的理念,学问是用来治国平天下的,学而优则仕,学问越大的人就应该享有越高的权位,其极致就是可以得君行道、经世济民、燮理阴阳的宰执。
王安石才华横溢,卓尔不群,是当时的超一流人物。他二十多岁写就的学术论文集《淮南杂说》,一推出就震惊学坛,被当时人视作当代的孟子。他的思想学说有着无限魅力,引领着学术潮流,他的文章人们争相拜读,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四面八方登门求学的人络绎不绝。
王安石的诗文为时所重,同乡小伙伴曾巩十分倾慕他的才华,把他引荐给同乡前辈、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在当时的欧阳修看来,王安石是下一代文坛领袖的不二人选,写诗赠给他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称赞王安石诗可比李白、文可比韩愈。不过王安石并不买账,还赠了一句,“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他的理想是追踪孟子,韩愈自然是不在话下了。就是这样自信满满,就是这样豪情万丈,王安石的追求是学以致用,经世济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如果今天有人说什么诗可比李白、文可比韩愈之类的,那一定是疯子胡话、药不能停的表现。但王安石的同代人并不觉得他在海吹,而是报以同样的甚至是更高的期待。那是一个理想主义高涨的时代。
王安石不是只会夸夸其谈的书生,而是能够治国理政的干吏能臣。早在鄞县为县官时,王安石就以治绩闻名,被誉为“江东四贤”之一,堪称地方吏治之典范。后来他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江东提刑、知制诰、三司度支判官等,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都一样官声卓著,履历表漂亮得让人惊叹。同时他并不汲汲于权力,不追求做官的捷径,在做大官与做大事之间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大事。
总之,王安石的理想抱负、精神境界、学术思想、诗文造诣、行政能力皆为时人所推崇。
人们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就像梁启超说的,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找一个完人,王安石是最为接近的。
王安石有什么缺陷呢?在后世的印象中,王安石是“拗相公”,性格固执得可怕。确实,王安石喜欢认死理,喜欢当仁不让,以道自居,坚守自己的理念。这固然会让他得罪不少人,但实际的情况是早年的王安石有着很不错的人缘,随着交游圈的扩大,他的朋友遍天下。
宋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到京城做官,与韩维、吕公著、司马光经常一起唱和,常常谈燕终日,其他人很难插进话,当时人把他们称作““嘉祐四友””。这意味着王安石跻身于当时顶级的士人交游圈。
韩氏家族、吕氏家族均为名门大族。韩维的父亲韩亿官至参知政事,韩维可以说是“相二代”;吕公著的父亲是在仁宗朝长期任宰相的吕夷简,吕夷简是太宗朝状元宰相吕蒙正的侄子,吕公著称得上是“相三代”。除了韩维和吕公著以外,韩家和吕家的子弟官居高位者不在少数。王安石和吕公著的哥哥吕公弼,韩维的兄弟韩绛、韩缜关系也非常要好。
“嘉祐四友”年纪相仿,韩维最为年长,比吕公著大一岁,吕公著比司马光大一岁,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同龄人志趣相投,在一起可以互诉衷肠。
吕公著和王安石是同年进士,是一个典型的“人狠话不多”的人物。司马光说每次听吕公著讲话,便觉得自己话太多。王安石擅长论辩,讲话不仅滔滔不绝而且咄咄逼人,几乎没人敢跟他对谈,唯有吕公著在关键时刻吐出寥寥数语,顷刻之间将王安石折服。王安石甚至说:“吕公著不当宰相,天下不太平。”“如果吕公著做了宰相,我辈可以言仕矣!”吕公著对王安石也十分佩服,称赞王安石是“圣人”。
司马光与王安石相识较早,二人共事的时间也很长。他们曾经同为群牧判官,后来司马光当判勾院的时候,王安石任度支判官,都属于中央财政机构三司的官员。司马光做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的时候,王安石当了知制诰,都是皇帝的侍从官。司马光的叔父司马沂去世之后,司马光请王安石撰写墓志铭,可见二人关系亲密,相互敬重。
由于王安石心里想的总是高深的学问与经世的智慧,所以从来都不拘小节,也是出了名的不讲卫生。他一年难得洗回澡,衣服脏了也不洗。他当群牧判官的时候,好友韩维、吴充(后来成为王安石的亲家)对他的肮脏实在看不过去,和他相约,每两个月到佛寺定力院的公共浴室洗一回澡,新衣由韩、吴等人轮流供给,当时号称“拆洗王安石”——这段温情燃烧的画面,一直为后来人津津乐道。王安石总算是洗澡了,不过他对这些人的殷勤毫不在意,看到新衣服就穿上,从来不问新衣服是哪来的,就像他吃饭的时候总是把自己面前的那盘菜吃得精光,从来不管那盘菜究竟是什么。
苏洵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辨奸论》,其中说:
脸脏了要洗,衣服脏了就换,这是正常人最基本的情理。现在有个奇葩,穿得像个奴仆,吃着猪食狗粮,头发像囚犯,面色似居丧,张口却是诗书,这是正常人类吗?(“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虽然苏洵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说王安石。

苏洵《辨奸论》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与其子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并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辨奸论》一文收入苏洵的文集中,有人认为非苏洵所作,而是后人托苏洵之名的伪作。实际上后人伪作《辨奸论》的可能性并不大。张方平为苏洵所作的墓表中记载了苏洵写作此文的始末,苏轼看到之后还写信表示感谢,这封信收在苏轼的文集《东坡集》中。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教授所说:“三个材料可以相互印证,无懈可击。”
苏洵在《辨奸论》中讽刺王安石的衣着饮食,说这是奸臣的表现。不过当时多数人似乎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尽管王安石的行为比较怪僻,也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攻击,但总的来看,他的人缘是非常好的,对他抱有恶感的人寥寥可数。
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后来招致众人反对,很重要的原因是王安石性格执拗偏激,作风不近人情。但从嘉祐时期与友人之间的亲密无间来看,这个时期的王安石并没有特别的执拗偏激。他不拘小节的个人风格也为朋友们所接受,大家更看重的是他才高而学富,真名士自风流,实在受不了他的味道,那就“拆洗王安石”吧。那场面,何等温馨!
神宗即位之后,正是在韩维的举荐之下,神宗下定决心召见王安石并委以重任。韩维是神宗在东宫时的旧僚,当神宗向韩维咨询政事的时候,发现韩维给出的见解非常高明,仔细一问,韩维就说这并非我的见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见解。
宋神宗先是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后来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随即进京,并在熙宁二年二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时年49岁。朋友圈对他的期盼变成了现实,这一任命自然迎来了一片齐刷刷的点赞。
后来有人说,王安石是靠攀附吕、韩豪门贵胄才得以进位宰执。其实,以王安石的性情心气,他怎么会去有意攀附权贵?这种说法,又让以憨直著称的司马光情何以堪?“嘉祐四友”的交往,可谓是真正的道义之交。但是,当变法的巨浪掀起的时候,友谊的小船迅速沉到了河底。

宋神宗像
宋神宗赵顼(1048—1085)是北宋第六位皇帝,治平四年(1067)正月即位,有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强烈愿望。朱熹评价他说:“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这个评价很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