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东北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

东北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及其概念的形成，是东北史地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从不同视角分析，便可得出不同结论，其研究方向与领域也随之深入。从东北地理环境入手可以充分理解东北历史与文化，而对东北历史地理的深入探究，则是完整地理解东北的概念及其内涵的关键所在。

一 东北地理环境与地貌特征

长期以来，中国东北史研究深受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影响，因而更侧重于对东北疆域、人文、民族、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忽视了对中国东北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和特点的研究。从地理特征上看，中国东北地区极具地域特色。

从目前我国东北行政区划空间上看，东北地理环境的构成，主要有长白山脉、大小兴安岭、燕山北麓山脉，发源和流经这些山脉的大江、大河、湖泊，以及湿地、草原、平原与丘陵、漫长的海岸线、深入黄渤海的部分岛屿和蒙古高原，这些构成了辽阔而复杂的东北地貌。东北地理、地貌特征的复杂性，是中国自然地理环境中任何一个区域都不能比拟的。东北地区自然地理的突出特点，就是山水相连、河海相通、河湖遍布、浑然一体。

贯穿于东北山川之间的松嫩平原、辽河平原、三江平原统称东北三大平原，与华北平原相比，无论是面积还是腐殖土的厚度，都更优越。直到今天，东北大平原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分布在东北地区的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为这些平原提供了无尽的水资源，其中的兴凯湖、镜泊湖、呼伦湖、贝尔湖、五大连池，是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区域最重要的五大湖泊。位于黑龙江中游右岸、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的三江平原，是东北最大的湿地和沼泽区，而嫩江左岸的乌裕尔河流域、嫩江下游的洮儿河流域与松花江中游地区则构成了东北第二大湿地。

兴凯湖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北部属中国，南部属俄罗斯。兴凯湖原为中国东北的内湖，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成为中俄两国的界湖。兴凯湖面积为4380平方公里，拥有罕见的原生态湿地环境。

镜泊湖位于牡丹江中游地区，是中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周边分布着火山口、地下原始森林、地下熔岩隧道等地质奇观，临近湖畔有唐代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镜泊湖南北长45公里，东西最宽处6公里，最窄处300米，水域面积80平方公里，库容量1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68%以上。

呼伦湖位于呼伦贝尔市的蒙古高原西南，是内蒙古地区第一大湖泊，湖面海拔539米，面积2315平方公里，最大水深8米。呼伦湖在维持蒙古高原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在内蒙古草原区域环境保护中具有特殊地位。

贝尔湖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南部的中蒙边境，是两国共有的湖泊，呈椭圆形状，长40公里，宽20公里，面积608.78平方公里。贝尔湖大部分在蒙古国境内，仅西北部的40.26平方公里为中国所有。乌尔逊河从北面将其和呼伦湖连接在一起，成为两湖的纽带。

五大连池位于小兴安岭西麓的乌裕尔河流域，湖泊由五个首尾相连的火山堰塞湖构成，其特殊的火山地质地貌不仅在生态科学和地理物理发展史方面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在自然美学和环境医学方面更具有独特的观赏和应用价值。

从山脉的角度观察，东北地区共有四大山系，西部的大兴安岭山地，呈北至南的走向：西邻蒙古草原，东接东北大平原，南接燕山山脉北麓，北隔黑龙江干流与外兴安岭遥遥相对。东北的东部、东南及其南部则是与大兴安岭山地相对应的长白山地，长白山向南一直延续至辽东半岛黄、渤二海之间，千山山脉均属于长白山的余脉。其东南部的山脉则一直延伸到朝鲜半岛的西北、北部地区。东部的山脉则进入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锡霍特山脉都属于长白山系统。在中国东北的东北部大兴安岭与长白山之间，分布着一山地群，称小兴安岭山地。小兴安岭自伊勒呼里山向东南伸展，直抵松花江下游左岸，与长白山系统的张广才岭、完达山、老爷岭相衔接。值得注意的是，大兴安岭的平均海拔与蒙古高原相同，这一地势成了蒙古高原上的草原游牧民族轻而易举进入东北大平原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东北的西南部地区则是燕山山脉的北麓和独立发育的松岭、医巫闾山山地。不难看出，中国东北地区的周边基本被上述四大山系的山体围绕，东北大平原、大湿地、大湖泊及其山川河流都分布在这个天然区域里。

如果从东北地区历史文化根脉走向分析，东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发祥地依然沿着东北地区四大山系的走向而分布。如果按照流域文明角度重新审视东北区域历史，东北地区可以划分为五大流域。

（一）黑龙江流域

黑龙江流域是指整个黑龙江水系流经的区域。黑龙江是东北最大的河流，主流有南北两个源头，南源为额尔古纳河，源于海拉尔河，发源于大兴安岭的西坡。北源为石勒喀河，上源为鄂嫩河，发源于蒙古北部的肯特山麓。南北两源在黑龙江省漠河县洛古村汇合成黑龙江主干流之源。黑龙江的上中游流域为今天中俄两国界河，而下游至乌苏里江汇合后的黑龙江干流已经属于俄罗斯，并在俄境内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附近注入鄂霍次克海的鞑靼海峡。黑龙江主干流全长4363公里，右岸最大支流是结雅河，满语称精奇里江，为黄河之意，发源于外兴安岭南坡。左岸最大支流是松花江，水系分为南北两支，南支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天池，全长2309公里，总流域面积为54.6万平方公里。嫩江是松花江最大支流，也是松花江水系的北支，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南麓。乌苏里江是黑龙江下游的较大支流，也是中俄界河。其发源于中俄两国，分东西两支，东支发源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锡霍特山脉南端西麓，西支发源于中国黑龙江、吉林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北麓。乌苏里江全长890公里，总流域面积为18.7万平方公里。

黑龙江流域具有鲜明的地貌特征：江河纵横，山地延绵，森林众多。诸多河流汇合形成了广袤的松嫩平原与三江平原，以及众多较小的河谷平原。这些平原是黑龙江流域最肥沃的土地，孕育了诸多璀璨的文明。如松嫩平原的夫余文化与金帝国文化、三江平原的勿吉与黑水文化、牡丹江中游流域的渤海文化，以及黑龙江上游山地的鲜卑文化。

（二）辽河流域

辽河水系与黑龙江水系南北呼应，构成东北地区两条最大的水系。辽河干流总长1390公里，流域面积达21.9万平方公里，流经地区环境复杂，包括长白山脉、大兴安岭山脉、燕山山脉、丘陵、平原、沙漠、湿地，跨越河北、辽宁、内蒙古、吉林四省。辽河分东西两支，西支的发源地是大兴安岭南麓的西拉木伦河以及燕山山脉的老哈河；东辽河发源于长白山脉，其两大支流为太子河与浑河。由于东、西辽河所处地理环境不同，其流域的地质和水文特征也有极大的不同。东、西辽河相对向南直流，汇入渤海。由于有着丰富的水源，辽河流域的文明也格外璀璨。如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下辽河的沈阳新乐文化，东胡系统的乌桓、鲜卑、奚、契丹、蒙古等族的兴衰都与西辽河流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下辽河以及辽东半岛地区的秽貊文化，以及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的大石棚文化；辽河流域的辽阳、沈阳等重要历史名城；东辽河流域的秽貊、夫余等族的文明。因此，辽河流域是夫余、秽貊、东胡、汉族角逐的主战场，承载着无数的文明。

（三）图们江流域

图们江又作统门水、徒门河、土门河、豆满江。《清一统志·吉林一》：图们江“在宁古塔城南六百余里。源出长白山，东北流绕朝鲜北界，又东南折会诸水入于海”。图们江不仅仅是中朝两国的界江，也是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临近日本海的分界河流。图们江干流发源于长白山天池东部，全长525公里，总流域面积为33168平方公里。支流布尔哈通河发源于哈尔巴岭东麓的沼泽地，由西向东流经吉林省的安图、龙井、延吉，在图们市注入嘎呀河，其干流全长242公里，是图们江最大的直流，这里曾经是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所在地。下游珲春河平原是图们江流域地势最低处，珲春河又称红溪河，《金史》称春水或乌春水，发源于老爷岭余脉的通肯山三岔河。珲春河流域是图们江流域两个较大的谷底之一，孕育了特有的地域文化，是渤海五京之一的东京龙源府所在地。

（四）鸭绿江流域

鸭绿江是中朝界河，发源于长白山南麓。地势由东北倾向西南，把中国东北大陆与朝鲜半岛的西北隔开。鸭绿江左岸为盖马高原与狼林山脉，右岸为长白山麓与千山山脉。其干流全长近800公里，流域面积达63788平方公里。鸭绿江水系发达，右岸在中国境内的主要支流是浑江，也是鸭绿江最大的支流，全长415公里，是鸭绿江流域保存历史文化遗迹最多的地区。鸭绿江上游流经长白山地，高山峡谷，河流落差较大；中游转向西南，坡度变缓，水面渐宽，易于农业种植，古代民族多在此区域活动，因此该区域出现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下游河谷更加开阔，两岸有低山丘陵和河谷平原，支流众多，水量充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通要道，更是连接朝鲜半岛的纽带。鸭绿江流域孕育了灿烂文化，这里一直是高句丽的统治中心区，即使在高句丽迁都平壤后，也被视为进出辽东的重要地区，高句丽在鸭绿江流域创造了瑰丽的城市文明，如众所周知的浑江流域第一座王城五女山城、集安市的国内城、丸都山城等。

（五）大、小凌河流域

大、小凌河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两条河流，大、小凌河流域是指大、小凌河干流及其支流所流经的全部地区。河流走向呈南北趋东走势。大凌河干流流至北票市后，折东而流，顺着医巫闾山继续东流，注入辽东湾，全长397公里，是东北地区独立入海的较大河流，其流域面积为23263平方公里。小凌河发源于松岭和黑山，走向几乎与大凌河平行，在锦州附近折而东流入渤海，全长206公里，流域面积为5475平方公里。医巫闾山为大、小凌河流域的分界线。总体来看，这一区域的地势从西北到东南逐渐降低，土地肥沃，因此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这一区域也是东北区域文明、幽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等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形态的交汇区，从旧石器时代的鸽子洞遗址、出现早期龙的查海遗址、拉开文明序幕的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到红山文化，再到战国时期的燕国辽西郡、三国时期乌丸、鲜卑领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燕故都——龙城，直至明清，文化不曾间断。

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才形成了东北以游牧、狩猎、农业为主，兼营采集、渔捞等多种经营模式的复合型文化形态。也孕育了中国历史上发源于此的五大王朝：鲜卑族的北魏王朝，契丹族的辽王朝，女真族的金王朝，蒙古族的元王朝，满洲族的清王朝。

二 东北方位概念的形成及其文化

最早记载东北方位的为《尚书·禹贡》，远古中国划分为九州，其中冀州和青州涵盖今辽宁西部与南部，即辽东半岛地区。《周礼·职方》也记载九州之设，但名称有别，与东北地区有关的冀、青两州改为幽州、营州。如“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东北方位是以商周时期的政治统治中心为原点而确定，这是首次以方位定名称。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金、木、水、火、土五行元素配以方位的图式，东方属木，北方属水，南方属火，西方属金，中央属土，由此可以把东北方位理为“水木”之间。历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政治中心的东北方位均指今天的东北地区，说明还蕴含了政治中心确立后的东北边缘地带的方位观。东北方位的“水木”位置，属于相生大于相克的方位，按照阴阳五行的辩证相生相克的原理，东北为水木之地，是八个方位之中“和合”的位置。如果从方位相合的角度去理解“水木清华”，或许可以领悟到清华大学的更深刻意义。目前东北人、古代东夷部落的后人与殷人，尤其重视东北的方位。在商代考古中最早发现这一现象，并从商族起源地望角度解释的是著名考古学家杨锡璋先生，他指出：“在殷墟甲骨文中已有东、西、南、北的四方占卜刻辞。卜辞中的四方除了表示占卜者所在地为中心的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和以殷都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方地域外，还表示自然神，它可以与河、土、岳及先公、先王一样接受祭祀，并能赐风宁雨。”在一些考古发现中也可看出，殷人把东北作为尊位，体现在商代以东北为“重心”的布局，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殷墟都城、黄陂盘龙城、夏县东下冯商城、焦作府城商代城址、安阳洹北商城等，以及殷墟大墓与车马坑的墓向。杨锡璋先生还指出，殷人的东北观可能与对日月星辰的崇拜有关，天象和天体的变化，影响着古人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当人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时，就把它们神化，当作崇拜的对象，反过来这些神又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在北纬35°～38°之间，他们在观察天体运转时会发现日月星辰自东北升起，西北落下。因此东北方就成了神居住之所，西北方成了神的埋葬之地。

《汉书·郊祀志》：“东北神明之舍，西北神明之墓也。”颜师古注：“凡神明以东北居，西方为冢墓之所。”《史记·律书》：“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律书》并言，东北方之星宿为箕、房、心、尾。心宿即大火，是商人的大辰。《公羊传·昭公十七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成。”《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属东北方的星宿大火是商人大辰，东北风则为主出万物的条风，这也可能是商人把东北方作为尊位、吉位的原因。

殷人尊东北方位的另一种解释，可能与商族起源地有关。傅斯年曾说：“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叶。”商起源于东北的说法，越来越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同。

把东北作为尊位、吉位的“东北观”中，透露着东北地区浓厚的文化现象。东北区域文化，完全不同于其他区域，形成独立的文化区域。如西面的蒙古区、南面的华北区以及北面的西伯利亚区域。产生区别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区域文化特色。前文已对自然地理做了较多叙述，这里不再重复叙述。（2）东北地区与最接近的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

在地域上，东北地区与蒙古高原相连，与草原游牧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北部接外兴安岭，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北部寒冷地带的驯鹿民族文化接触，西南为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的结合部，这是幽燕文明与东北文明融合、接触最复杂、最敏感的地域，其中包括以玉文化为代表的礼制文明发祥地——红山文化。东部毗邻日本海，东南连接朝鲜半岛，南部除了环黄、渤海外，还有中原文化沿近海岛链向东北迁徙的重要通道。从地理分布与考古发现上看，东北区域从古至今形成了特殊的文明发展曲线。从嫩江流域的昂昂溪文化的9000年文明到黑龙江流域7000年文明，再到辽河流域的新乐文化，大、小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小河沿文化，赵宝沟文化，夏家店下、上层文化，等等。东北地区早期文化不断融入了周边草原游牧文化、驯鹿文化、海洋渔捞文化、山地文化、发达的农业文化、半岛文明等因素而形成了独特文化。

不仅要理解东北文化与幽燕文化的关系、东北文化与商周的关系，还要研究东北文化和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贝加尔湖周边区域文化、北部寒地大河文明、日本海洋文化、朝鲜半岛文化的关系。东北地区产生、融合了如此众多的文化，尤其是孕育了北方五大王朝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为什么东北地区能够产生如此绚丽多彩、波澜壮阔的文化呢？除了地理环境特征之外，也可以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去做更深入的分析？陈良佐在《从生态学的交合带（ecotone）、边缘效应（edge effect）试论史前中原核心文明的形成》一文中结合了生态学理论，阐述史前中原文化的形成，同样，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尝试说明东北地区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周围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人类文化也有相似之处，都与周围自然环境以及周边民族文化有密切关系，并且相互影响。生态学理论虽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社会，但是却与之有着相似性与一致性。

生态学中的交会带是指两个或者更多的生物群聚（biotic community）或生态系统间的过渡带。如森林与草原之间有森林草原过渡带。在此区域中的生物称“交会群聚”。交会群聚内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往往比相邻的生物群聚多，并具有相邻群聚的特点。此种现象称边缘效应。1987～1988年国际生态学界对ecotone重新定义：在生态系统中，凡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体系、能量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所形成的“界面”，以及围绕该界面向外延伸的“过渡带”，这一空间区域称为生态环境脆弱带（ecotone）。“界面”脆弱的基本特征有：可被替代的概率大，竞争程度高；界面变化速度快，空间移动能力强等。东北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特殊，是中原农业文明、草原游牧文明、大河寒地文明、森林文明、海洋文明等多系统的交会带，具有多种体系的特征，因此可被替代的概率大，竞争存储能量高，导致东北地区民族流动频繁，民族政权、疆域变化明显，同时也具有对外扩张的力量。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移动方向大致由北向南，这是从寒冷逐渐走向温暖的自然迁徙规律。

交会带的脆弱性还表现在生态环境的变迁，如干湿交替带、农牧交错带、森林边缘带等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人类文化活动上，就是与相邻文化、氏族、部落、民族之间的竞争，争夺资源，造成紧张、对立、冲突的局面，多数会导致战争。历史上曾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汉书的解释是，由于山西接近戎狄，所以不得不习修战备。“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汉兴……上邽……赵充国……皆以勇武显闻。……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习修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汉书·赵充国传》）即敌对的两个民族，在边境地带因常受到对方威胁，故人民尚武力，同时在长期争战中能够积累丰富的军事知识并产生大量军事人才。从生态学观点看，每个族群或民族就相当于一个生物类群，相邻的两个民族便会有一个接壤界面，就相当于上述的交会带。其特征是强烈碰撞、竞争、对抗和空间移动。同时交会带是一个最不稳定的地区，是一个紧张的地带，这恰好说明了民族或部落之间冲突的情况，生物有扩张领域的趋势，人类更是如此。这一地区所经历的战事更为频繁，军事知识就在长期冲突和战争中逐渐丰富起来。东北地区正处于紧张的多生态系统交会带，因此，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骁勇善战，耐苦寒、剽悍、勇力过人、逐水草而居，有天然的体魄能量和善于灵活运动的军事天赋与优势，为他们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关于边缘效应，马世骏有进一步解释：“在两种环境的结合部分或两种生态系统的过渡带，由于远离系统中心，往往潜藏以往人类从未认识或尚未发现的珍贵资源和具有特殊适应性的生物物种。此类地带具有物种优势现象，即为生态学教科书中所论述的‘边缘效应’，类似于生物学中的杂种优势，其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如两个相邻生物类群的渗透力应大致相似，两类环境或两种生态系统所造成的过渡带必须相对稳定，相邻生态系统各自有一定的均一面积或系统内只有较小面积的分割，具有两个群类交错的生物类群等。因此不是所有的边缘地带都能形成边缘效应。在高度遭受干扰的过渡带……边缘效应不易形成。”交会区产生的杂种优势也可以应用于人类文化中，正由于东北地区多样生态环境、多种文化元素杂交融合，且有适合人类居住和活动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东北地区的民族具有较强适应性与文化接受能力，能够汲取周边各个文化圈的优秀文化来发展。两种或多种相异文化接触后会产生交会区，从而产生文化的杂种复合优势，因此产生了更具活力的东北文明。这种文化间的传播和影响，张光直先生称之为“相互作用圈”。

三 东北的称谓及其历史上的概念

中国东北地区的称谓除了有“东北”这个方位概念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称谓。历史文献中最早记载“东北”一词，出现在《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中：“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这是依照传统方位习惯在东北地区设置的镇山概念。除“东北”称谓之外，还有“辽东”、“关东”、“东三省”、“白山黑水”、“满洲”、“辽海”、“关外”等指代东北。

（一）“辽东”

战国时，燕国设辽西、辽东郡（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秦汉魏沿袭，元设辽东路以及辽阳行省，洪武八年（1375）十月，朱元璋设“辽东都指挥使司”，治辽阳（今属辽宁）管理东北大部。因此东北在历史上，又被称为“辽东”。

（二）“关东”

“关东”本指函谷关以东。洪武十四年（1381），大将徐达建山海关，扼东北与中原之咽喉，东北一带因此被称为“关东”，山海关以内，俗称“关里”。此后“关东”一词被官方和民间广泛接受。清朝为保护满族风俗习惯、防止汉化、维护本民族利益，在东北长期推行封禁政策，而受到环境影响及生活所迫的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百姓前往东北谋生的这种社会浪潮，被称为“闯关东”。

（三）“东三省”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分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此为“东三省”名称之始。在这之前，已有“东三省”之称。如《清高宗实录》中记载：“定简放东三省副都统城守尉例。论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向因风俗淳朴，地方宁谧，是以三省旗员皆放本处之人，即副都统、城守尉大员亦有简放本处者……”嘉庆《大清会典》中明确指出：“留都曰盛京，其北曰吉林，又北曰黑龙江，是为东三省。”以及在《东三省舆地图说》、1902年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1905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等著述、条约中也频繁出现。尽管后来省级行政区设置有所变动，行省数量不一，所辖范围也有所变化，但仍习惯称之为“东三省”。今日东北地区仍为三省，即辽宁、吉林、黑龙江。

（四）“白山黑水”

《金史·世纪》中记载：“生女真之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白山黑水”指长白山和黑龙江，是东北代表性的山川河流，后被泛指整个东北地区，使用频率很高。由此可见，金代把今天的第二松花江、第一松花江与黑龙江下游看作一条水，即称之为黑龙江，亦号混同江。

（五）“满洲”

“满洲”具有地理名词和民族名称双重意义，满洲原指族名而非地名。《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满洲一词，来源未久，表示部族之号，若肃慎、勿吉、女真，非地名也。”又据阿桂《满洲源流考》记载：“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从此“满洲”也被用来称呼满洲人的居住地。作为地理名词的满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东北的全部领土；狭义指东北三省地区。满洲的中心为今天的吉林省长春市，以长春为中心划分又可分出南满（指当时中长铁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东满（指当时中长铁路沈阳至长春线以东的吉林、西安，今辽源、延吉、安图、敦化等地区）、西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齐齐哈尔，后划入北满、洮南，今洮安、扶余、双辽、开鲁、阜新等地区）。

（六）“辽海”

“辽海”是指辽河流域及渤海、黄海以北的广袤地域，后来也指整个东北地区。有学者认为辽海一词源于《魏书》，专指辽河上游地区，因有广大沙漠，一望如海，故名。金毓黻先生20世纪20年代主编《东北丛书》，即采用“辽海”之名，命名为《辽海丛书》。从他的考证中可以看出辽海之名由来已久，究其内涵，辽海至少有四层含义：（1）辽海为辽东之别称；（2）辽海即辽河；（3）辽海为辽河上源之沙漠地区；（4）辽海意赅东北。这些认识，是金毓黻先生对史料中辽海的归纳和总结，不可谓不珍贵，因此被诸多专家学者认同或采纳。

根据史料，辽海的称谓并非源于《魏书》（成书于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而是源于《后汉书》（成书于南朝宋，公元424～445年之间），以及裴松之《三国志注》（成书于南朝宋元嘉六年，429年）中。《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云：“是岁，瓒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瓒自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乃盛修营垒，楼观数十，临易河，通辽海。”《三国志·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十二》裴松之注云：“凶命屡招，奸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节玉立，誓不降辱，杜门绝迹，不面伪庭，进免龚胜亡身之祸，退无薛方诡对之讥；虽园、绮之栖商、洛，管宁之默辽海，方之于秀，殆无以过。”当然，此二则史料，可以证明“辽海”一词早在南北朝时期即已经普遍使用，而且文献的记录可能更晚于实际使用的时间。如《晋书·前秦载记》称：“郭庆穷追慕容评至辽海”；《北史·突厥传》云：“其地东至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魏书·库莫奚传》：“及开辽海，置戍和龙”；《新唐书·薛仁贵传》：“（薛仁贵）威震辽海”；等等。

（七）东北的其他称谓

根据东北地区土壤颜色和肥沃程度，以及开发程度又有一些别称，如“关外”、“黑土地”、“北大荒”、“北大仓”等。这些对东北地区的不同称谓可看出东北地区的历史变迁。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又产生了许多特殊的别称，每一个概念都有不同含义，也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意义。

从历史疆域看，现代东北三省的行政区划并不等于历史上的东北疆域，它的变迁与国家兴衰、民族迁徙、国际环境变迁等诸多因素相关。

尤其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沙俄趁火打劫，蚕食中国东北的领土，1858年5月28日，中俄《瑷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左岸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性割让领土最多的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两个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东北疆域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中国古代东北历史疆域与近现代东北疆域发生重大转折的分水岭。由此而导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的格局和概念的形成，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东北行政区划格局。当然，这也是中国东北历史疆域变迁的重要分期。今日辽宁省境内面积为14.8万平方公里；吉林省境所属面积略大于辽宁省，为18.74万平方公里；黑龙江面积更大，达47.3万平方公里，三省总面积为78.73万平方公里。在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被沙俄强行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达100余万平方公里。换言之，沙俄当年侵占的中国东北领土比现今中国东北三省的总和还大。历史上黑龙江曾经是中国内河，直到《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才变为中俄两国界河，导致中国东北在日本海沿岸失去了整个海滨地区和出海口，致使中国东北地区的吉林、黑龙江两省成了“望洋兴叹”的内陆区域。了解东北的历史概念，对于理解和正确认识今天东北的行政区划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孙进己先生于2012年在《东北史地》连载了《东北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文中列举了关于东北史研究范围的两个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以历史上各个时期我国中央王朝的实际管辖范围确定，当时管到的就属于中国东北的范围，管不到的就不属于中国东北。”“第二种观点，是以现今的中国为出发点，去探讨现今的东北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的。它的着眼点是现今中国的历史范围，它不考虑在历史上该地区归不归当时中央王朝的管辖。”高福顺在《关于中国古代东北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提出了东北疆域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阶段性。是在中原政权与东北各个民族的共同努力开发之下所形成的区域。因此在研究东北史的过程中，对东北历史概念重视尤为突出。从东北的历史概念中，可以探究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分析东北与中原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对完整的研究历史上活动范围超出今日东北区域的古代东北民族及其政权也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高福顺先生的表述较为正确，无论是在何种条件下，要想弄清东北的概念首先就是要把东北历史上的疆域变迁背景与现今的东北格局的形成有机联系起来，才能对东北的概念形成有较为完整的认识。

总之，复杂的东北地理环境，决定了东北地区历史与文化的称谓及其概念的形成，影响了东北地区古代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走向，以及他们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尤其是东北区域概念的形成过程，还深受东亚区域国际环境和历史变迁的影响。了解和深刻分析“东北”这一概念的形成与特性，是对东北区域历史文化重新认识的前提，从历史地理、文化方位、称谓概念的角度去理解东北，不仅能把我们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还能更深刻的还原东北历史的本来面目，认识到东北史在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区域历史上特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