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民主问题，是一个足够能吸引相关学者的话题，关心公共领域议题的知识分子们，也容易从中找到更多的论域切入点。其中，协商式民主所主张的民主进路，尤为容易为多方悦纳。

协商民主有现成的体制平台，风险小、成本不多，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可操作性特征突出。协商民主的体制平台，既体现在有现成的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以及协商议事的合法空间，更表现为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立法、监督、决策表决的权威平台，有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决策的协商机制，还有政府与百姓（传统的官民之间）的沟通协商（各类信访和投诉）平台。在如此构架的协商民主体制平台的大框架下，有更为广泛的协调民主渠道通向社会各领域，尤其通向乡村社会，谋求通过协商民主土壤的培育而重建乡村社会自治。在这样的多元化的和十分广阔的底层社会领域，在现行制度框架和体制运作中，需要协商的公共议题和程序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为此而需要容纳的协商民主体制平台也就自行充满功能扩张的无限张力。从这个角度看，协商民主似可以无所不包，由此形成对协商民主的理解的多元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语境下，有关于什么才是合适的协商民主的问题，也就变得相对地复杂起来。要真正理解什么才是合适的协商民主，其必要前提是必须寻求一种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价值观，因为，具体的价值观才决定了选取什么路径、方式、进度、强度的协商民主。

在形成价值观共识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环境来讨论协商式民主，需要首先关注的是五个方面的重大议题。其一，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民族国家走向世界性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充分抓牢人类国家现代化的大机遇，有效地解决国家发展与更好地安排当下国民生活之间的平衡。其二，在民族国家走向世界性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如何有效地解决国家集中投入、国家力量强大与加大现代社会公共供给、社会壮大之间的平衡。其三，如何更为正面地解决社会现代化的效率价值与现代公共领域关注的公平价值之间的平衡。其四，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国际竞争与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作用以及不同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如何建构起相互制衡的动力机制和动态平衡的运作体系。其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平衡。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古老议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依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独立观察角度，它可以不附着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热门议题之下。但是，需要正视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早已不是直接对话，而是隔着市场与文化的“篱笆”在喊话。并且，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市场与文化的中介作用强大到可以构成发展的另一极。

当然，协商民主的讨论议题远不止这些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五个重大议题的相互交织，却构成了协商民主议题的基本面。或可以说，如上五个方面的重大议题的相互交织，构成协商民主的核心议题。对这些议题的优先协商，必然要在显性和隐形两个方面假设参与讨论的各方将立场统一到公共事务优先而不是团体、阶层、个体位置与利益优先。如果公共事务优先的假设得到普遍认同并可避免广泛的道德质疑，那么，要对如上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必须先解决主体性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开启对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重新认识，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关切，中国知识分子的所在生态场，中国知识分子的所在如何决定其所思，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思怎样在事实上决定其可为等，构成了重新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有效视域和角度。只有基于此一有效视域和角度的确立，以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如上基本问题的严肃拷问和深度明晰，才可真正找到协商民主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正动力和有效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