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观察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将现时进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置于历史化的空间关系和时间进程所构筑起来的动态平台予以长焦距和近镜头的双重透视。
很久以来（先于科举，但因为科举而普遍形成）中国读书人就因为就业渠道（服务谁）不同而分成两类人，一类幸运进入治理体系，基本持有官方立场；一类在体系之外的民间，其主体对体制和社会持批评态度。
五四以后，中国进入人类的现代语境。在这一语境中，以关注公共事务作为其社会职责和文化使命的这部分读书人，被称之为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批判中国社会、当下体制、传统文化乃至中国人的孽根性，并在这种批判中呼号，在呼号中纠结。以一种客观性姿态观察这批读书人，表面看，他们在与其生存环境抗争，在为老百姓说话，在为中国未来谋生，但他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作为以不断地说（即批判）为职业的生存个体，却总是常常陷入知识阶层的内斗旋涡中。当从他们所卷入其中的内斗旋涡来观察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批判”性言说，肤浅得只剩下口号的那部分内容，虽能激动大众，但不解决社会的或者说大众生存的问题；而具有思想性内涵和张力的那部分话语内容，大众却没兴趣，因为大众听不懂，由于这种“发声”的失效，所以官方在多数时候并不介意。这样的效果状态或者言说结局，看起来与知识分子的初衷相去甚远。
客观地看，中国知识分子崇高使命感与时常劳而无功的这种尴尬，是中国社会赋予他们的宿命。这是因为，直至今日，无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济成就多么巨大，无论全球化的趋势与裹挟力量多么强大，决定中国社会特质的三个要素却基本未变。
首先，中国作为人类古老文明之国，既是唯一未经换血和混血的文明国家，也是唯一没有中断其文化思想统绪的文明国家。几千年的传承，几千年层累性集聚，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体制的存量巨大，而且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体制的惯性冲动和作用力更是巨大。如果不作是非、善恶、美丑的价值站队，传统文化最为直接地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深厚土壤，传统思想最为直接地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观念、智识和经验支撑，尤其是传统体制，则最为直接地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与接续的规则库存。概括地讲，存量巨大、惯性巨大和作用力巨大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和传统体制，构成了中国社会接受任何文明、制度、文化的底线和判断尺度。当然，仅有如此时间条件显然不够解释中国社会的特质，还需要空间条件来补充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体制何以能如此地保存完整，并具有如此不衰的持久力。
其次，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体制“弦歌不辍”的空间条件，必须重视中国自远古就形成的地理疆域和地理环境。对中国来讲，其远古所形成的自成一体的广袤地理疆域和大陆地理环境，生成性建构起中国早期国家（夏商周及其以降的文明轴心时代）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经验。这种独特的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经验成果，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存量资产的保值和持续增值。西部高原、南部崇山峻岭和东部大海，成为农耕文明时期国家的天然屏障，北方构筑的长城成为成功抵御游牧民族洗劫的人工屏障，天然屏障加人工屏障，保障了大河流域丰沛的农业资源可持续开发，稳定的农耕生产方式促进了文明早熟、文化内生、社会内聚和耕读传家的最基层社会组织即血缘家庭的价值普及。稳定的生产方式、内生性的社会环境和血缘宗法主义的社会价值向度，此三者天然整合所发挥出来的巨大聚合力量，非常有利于血缘宗法主义的集权治理方式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地方性差异（地域形成的地方生产、生活、方言、习俗）整合成大一统社会，形成牢不可破的“大一统”思维—认知模式、观念—价值模式和行为—操作模式。反过来，大一统的社会和观念又反哺和强化了中国的空间稳定、空间安全和在空间上自成一体的社会特质。在古代中国，虽然区域性的地方性特征会增加大一统治理的难度，但从秦就开启的文字、交通、交易规则（即度量衡）的同一性建设，却极有利于中央派驻地方实施各层各级行政管理的机构的统一性。汉武帝采取董仲舒“天人三策”而实施“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实际上是继文字、交通、交易规则的统一之后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意识形态的统一，其实质是思考和言说范围、方式、方法的统一规范。在大一统行政治理和国学（儒学）同一性基础上，中央经过长期与地方博弈，并没有消弭地方性。相反，地方在支持大一统行政治理的合法性中也获得了自己地方性的巨大生存空间。所以，在考察中国大一统的构建方式和运作机制及其功能时，也需要充分认知到这种无所不包的“有限大一统”，在许多的方面以及许多的情境中，仍然体现出相当的有限性。这并不是大一统本身的缺陷，而是因为从本质上讲，有限性是国家行政治理不可压缩的成本和不可一劳永逸地消解的威胁。在更多的时候，有限性是体量巨大和差异巨大的地方能够保持自治的社会团结的有利条件，尤其是当长期处于农耕文化时有利于社会的有机团结（在迪尔凯姆的意义上）。虽然如此，但中国社会的空间结构是独特的，中国国家地理和社会稳定持续的空间特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时间河流的必要河床。
其三，中国社会稳定空间有效地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体制的时间大河，养育了中国巨量人口、农耕文化、差异化的地方、官民两分但可接通（因为科举成为社会底层可持续向上涌动的通道，因为熟人社会的整套工具）的网络社会，它既成就了中国特质的社会主体——乡土社会，又在乡村庞大、自足和乡土差异巨大的意义上制约着乡村社会，使之在永不歇息的巨变中始终保持自身的不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