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话本小说体制演化与诗词的引入

话本小说作为以形式为标准划分的小说流派，有其自身独特的体制特征。鲁迅《坟·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一文认为，要成为话本小说，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必要条件：一是须讲近世事；二是须有“得胜头回”；三是须引证诗词。[1]“须讲近世事”是内容题材，不属于体制研究的范围[2]；“得胜头回”正是其篇章结构的特征之一，应该归入体制研究的范畴；话本小说“开篇引首，中间铺叙与证明，临末断结咏叹，无不征引诗词，似乎此举也就是小说的一样必要条件”[3]，所以“须引证诗词”是体制考察的对象。综合上述看法，话本小说的体制特征如下：白话而短篇、以散文为主辅以韵文、起结模式化、模拟说书人口吻。“白话而短篇”，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末以后，话本小说体制有向中篇化行进的，也有向笔记化回归的；“以散文为主辅以韵文”，这点与敦煌变文、章回小说、传奇小说等相类，话本小说不是独一无二的小说类型；“起结模式化”，即篇首篇尾诗词、入话与头回诸制，也与时俱进；“模拟说书人口吻”，章回体小说也是这样做的，为二者共有特征。事实上，讨论话本小说体制特征的独特性，应该重点讨论是否有头回与是否引用了诗词。考察体制的形成、成熟、变异，也多从头回（包括入话）开始，头回（包括入话）与诗词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因此，讨论话本小说体制特征的发展，不得不考察诗词运用的变异。

研究者将话本小说体制构成要素归纳为如下几个部分：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篇尾。[4]毫无疑问，这几部分是巅峰时期的话本小说具备的最多构成要素，但并不是所有的话本小说都能同时具备这么多特征，也不是任何时期的话本小说都能具备这么多要素。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体制的形成大都呈现出由散趋整的变迁，而各种文体体制的发展则大都呈现出由整趋散的流变。由散趋整的变迁，形成了各种文体体制的基本规范，即使作者有例可循，有法可依，也使文体结构规范化、精致化。而由整趋散的流变，即使作者‘破体为文’，着意创新，也使文体在解体的同时分流别派，滋生出新的文体”[5]。既然文体是在发展中完善的，那么体制特征也必然是变化的。

本章要探讨话本小说体制如何形成，如何由散而不规整趋向规整，然后如何解体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诗词引入对其产生怎样的作用，或者是体制的形成、发展、变化过程中如何影响诗词的变化等亦是本章所要探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