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信息技术对民主制度的影响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体系中，民主制度是协商制政体的劣化变种。^[15]这是因为在早期的古希腊城邦，由于社会生活的简单，每一个市民都可以对每一个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参与决策。但是随着城邦的扩张和公共事务的复杂化，市民失去了参与每一个公共事务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同时也无法负担参与决策所需要支付的交易成本。由于管理城邦越来越成为一项复杂的专业技能，普通民众失去了对城邦管理提出有价值意见的可能，而脱离生产的贵族阶层逐渐垄断了管理城邦所需的专业知识，同时也成为唯一能够负担城邦管理所需的交易成本的阶层。于是，代议民主制逐渐取代了直接民主制成为广为接受的通行决策形式。这种现象到了现代社会更为严重，而代议民主制在现代社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随着近期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得专业知识的渠道被极大拓展，所需要支付的成本被极度缩小，同时，人与人之间通过新媒体进行信息交换的成本也被降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从整体上降低了直接民主过程中协商的交易成本，再次出现了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参与到感兴趣的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可能。

作为民主过程中交易成本主要来源的信息收集成本，随着现代新闻出版的发展被显著降低了，表2中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同民主指数相关性（由于新闻出版自由指数是随着自由度越高数值越低的，所以当新闻出版自由度同民主指数同时升高时，它们的数值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的数据显著地支持了我们“交易成本的降低会显著推动民主程度的提高”。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和西方发达国家地区新闻出版的自由程度同民主程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在南美地区虽然显著性没有其他地区高，但是新闻出版自由不能影响的指数是政府能力和政治参与度，对于民众受教育程度和政治文化指数这两个会对民主程度产生最基础影响的指数的增长都有高度的正向的显著性；在东亚地区同样表现出显著相关性的基础上，对政府能力和政治文化这两个指数没有显著性影响，考虑到东亚地区的强势政府和传统文化，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在中东地区，虽然新闻自由度同民主指数之间存在正相关，但是在选举、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这几个方面都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一地区盛行的伊斯兰文化刚好可以解释这种情况的出现；在非洲地区，除了政治文化这个指数外，新闻出版自由同其他各项民主及民主相关的各项指数都有高度的显著相关。

表3 2012年世界各政治区划民主指数同互联网自由度的相关性分析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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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结合表3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确认当前对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产生最显著影响的互联网技术对民主发展的影响。同新闻出版自由指数相比，互联网自由度（与新闻出版自由度指数相同，互联网自由度指数也是随着自由度的上升而不断减小）及与之相关的各项指数同民主指数之间的正相关性，在全球及各个政治区划中都显著较高。其中接入互联网渠道限制这个指数对民主指数，在中东以外的地区都具有非常高的显著性。内容限制和个人权限这两个指数在全球各个地区都对民主指数的上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些数据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假设“交易成本的下降将显著地推动民主发展”。通过这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民众参与公共管理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民主程度出现了显著的升高。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民主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高于新闻出版自由对民主发展的推动，而这两个变量对民主的推动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是普遍适用的，并不像经济发展变量只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同它们关系较近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