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本研究的现实背景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我国医药产品以普药为主且技术含量低，医药制造企业总体的创新绩效低且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品，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因此，本土医药制造企业能够从国内同类企业那里获得的有价值的知识和技术十分有限。首先，我国的医药产品大多为普药，并且技术含量较低。普药比新药或者特药的技术含量更低，因而普药的附加值也很低。现状是，我国制药业的总体水平还远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制剂附加值与原料药的比值是3∶1，仅是美国同类比值的十几分之一。其次，我国医药制造企业的总体创新绩效低。具体而言，我国原料药和中间体有1350多个品种，原料药和制剂产能位居世界第一，国内制药企业基本能生产所有常用的药品、疫苗和生物制剂，但是在新药研发和产业化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中国制药企业还很难拿出一个全球性的能称之为“重磅炸弹”的产品。仿制药和改剂型药品的占比达到90%。每年国内新批准上市的新药中真正创新的一类新药占药品总数的比例不到1%。再次，我国的医药制造企业极度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品。具体表现为，我国制剂生产非常落后，主要以仿制国外的新药为主，严重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着的国产药品基本都不是原创新药，生产非专利药（仿制药）一直是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支点。事实上，除中药之外，我国目前的药品中几乎没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品（胡舜禹，2007）。

第二，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等因素影响，许多跨国医药制造企业在我国进行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因此，本土医药制造业直接从国外制药企业那里获得有价值的技术与知识是不现实的。具体而言，许多跨国制药企业在我国进行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主要表现为：首先，投资规模增大。在上海张江药谷，辉瑞、诺华、阿斯利康、礼来等企业已经入驻，它们通过并购国内成长性较好的中型企业、利用现有销售渠道、建立研发中心等手段蚕食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发展成果并占领市场。RDPAC的38家成员公司在华投资总额超过200亿元，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用于研发中心建设。2010年至2016年，RDPAC 38家会员公司已在中国设立了49家工厂与31个研发中心，RDPAC成员已累计向中国市场引进了至少67种创新药物，占同期中国市场所有上市创新药物的80%。以往，外商投资制药企业进入中国后早期投资的重点主要在生产设施建设以及人员培训方面。直到近年来，尤其是在“十一五”期间，除了生产和人员方面的进一步投入外，研发中心的建设逐步成为RDPAC 38家成员公司在华投资的重点领域。其次，RDPAC成员公司加强了在华研发力度。辉瑞、强生、诺华、拜耳等在上海、北京都加大了研发力度，如表1.1所示。

跨国制药企业把中国作为其药品的亚洲研发重心甚至是全球研发的重心。具体而言，全球前十大跨国制药企业基本上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如表1.2所示。中国吸引跨国制药企业的核心因素主要有三个：（1）国内医药市场崛起，跨国制药企业有意愿针对中国部分特有的疾病增加研发投入；（2）国内的医药人力资源相对廉价很多，很多海外留学人员和在国外跨国公司工作的人才愿意回国就业；（3）中国的人口数量成为低成本临床试验的有力保证。

第三，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新药创制方面的差距可用两组数字来说明：2006年至2010年，美国创新药临床批件申报数是4363件，基本上都能够通过审批；然而，中国新药的申报数是126件，其中获得批准的只有78件。2015年一类新药申报数量为100件，批准上市的新药59件，审批率为59%，美国审批率为95%。与国外相比，我国的药物研发水平存在不小差距。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显示，2015年全世界创新药市场规模近6000亿美元，但我国占据的市场却不足100亿美元，其中在我国首次获批上市的19个创新产品贡献不到5亿美元。创新药具有定价能力强这一优势，如图1.1所示。中国创新药在数量上及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现状，决定了中国有必要向西方“取经”，这可能成为提升中国制药企业创新绩效的一条捷径。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国内少数医药制造企业（例如先声、贝达）在没有品牌、缺乏政府保护和市场优先权的劣势下，已经通过“构建研发网络”获得了本地、国内甚至全球的技术等资源，这些企业追求创新药的研发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它们成功实现了从完全模仿的简单/低端仿制药到首仿药，再到“Me-too”药开发，再到完全自主地推出国家级甚至国际级创新药，最终实现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第四，与多样化的伙伴联合开展研发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研发网络，成为我国医药制造企业实现创新追赶的新态势。在日益动荡和复杂的环境中，资源和诀窍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单个企业无法获得创新成功的全部资源。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后发医药制造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选择研发伙伴，构建研发网络，整合全球跨国公司的资源和人才，这些都是其成功实现创新追赶的关键。由于我国医药制造行业目前处于且在今后很长时间内都将处于创新追赶的过程中，研究我国本土医药制造企业如何提升其创新绩效，缩小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的药物研究与开发水平以及创新绩效的差距，具有重要且长远的现实意义，能够为我国其他制造行业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借鉴。

综上，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这些本土医药制造企业是如何通过与多样化的伙伴开展研发合作，从而最终提升其创新绩效的？以往研究大多强调网络的结构特征（如网络中心性、网络位置），却忽略了对网络内容的研究，而本研究聚焦于研发网络的内容，即关注焦点企业在研发合作中，其研发伙伴的多样性。

1.1.2 理论背景

随着药物研发难度的不断增加以及药物技术领域的不断扩大，寻找研发伙伴，加强外部合作，已成为国内外医药制造企业共同面临的挑战。焦点企业的研发网络为其带来的绩效是存在差别的，例如有些焦点企业的研发网络为其带来的绩效比其他研发网络带来的更好，或者焦点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研发网络为其带来的绩效也会存在差异。

那么这些绩效的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以往的学者们主要从四种理论视角来讨论创新绩效的问题：一是资源基础观。企业若拥有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就有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潜力（Barney, 1991）。二是知识基础观。企业越来越将使用外部知识作为提升创新绩效与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Liebeskind,1996），很多关于创新的文献都强调“搜寻”的重要性（Cohen and Levinthal,1990; Sofka and Grimpe,2010;Zhang and Li,2010）。三是网络理论。嵌入网络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Ahuja,2000; Powell and Koput et al.,1996; Uzzi,1997），此类研究围绕网络位置与关系强度两个主题展开，占据优势网络位置的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时更具优势（Owen-Smith and Powell,2004; Zaheer and Bell,2005）。强关系有利于渐进性创新，弱关系有利于突破性创新。四是吸收能力理论。企业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存在差异是导致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差异的关键因素（Giuliani and Bell,2005）。Zahra和George（2002）的研究结论表明，能够高效吸收并运用外部知识的企业，其创新绩效更高。这些理论视角确实有效地解释了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也加深了我们对创新绩效的认识。

然而，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三方面不足。

第一，企业构建研发网络是其获取外部资源、实现创新绩效提升的关键因素。一些学者已经研究了研发网络的概念内涵（Tijssen,1998）以及研发网络对一些后果变量的积极作用，包括研发网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Hagedoorn and Roijakkers et al.,2006），能为企业带来卓越的绩效（Goerzen and Beamish,2005）和更好的创新绩效（Penner-Hahn and Shaver,2005），是本土企业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驱动力等。然而，对焦点企业的研发伙伴多样性如何影响其创新绩效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还不太成熟。具体表现为：首先，以往学者大多关注网络结构对创新的影响（Capaldo,2007）。然而，随着网络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呼吁要探讨网络内容这一关键特征，例如网络伙伴的特征、网络中伙伴的多样性、网络中技术的多样性等（Rodan and Galunic,2004）。其次，关于多样性与后果变量的研究，从理论到多样性的测度，大多仍停留在个体层面、团队层面（如高层管理团队，即Top Management Team，简称TMT）以及二元关系层面（如联盟），除了少数例外（Goerzen and Beamish,2005; Phelps,2010; Rodan and Galunic,2004），这方面的研究尚未拓展到网络层面。再次，关于个体或团队层面的多样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目前的实证研究结论存在矛盾，并未达成一致。因此，有必要探讨焦点企业研发伙伴的多样性影响其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第二，现有文献忽略了对研发伙伴多样性前置因素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不同企业在如何开展业务的理念方面是有差别的（Li,2005; Liu and Li et al.,2011; Park and Luo,2001）。战略导向是指公司为了指导其活动面向持续更优的绩效所实施的一种引导并影响企业活动的战略方向（Gao and Zhou et al.,2007; Gatignon and Xuereb,1997）。已有研究指出，战略导向决定了企业的行为（Knight and Cavusgil,2004; Luo and Sivakumar et al.,2005），因此，战略导向可能会对企业所构建的研发合作伙伴的多样性水平产生影响。那么，不同战略导向的本土企业所构建的研发伙伴多样性的水平会存在哪些差异？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截至目前，现有关于研发网络构建的文献仍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第三，以往研究大多基于静态分析的方法，而对于“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其战略导向、研发伙伴多样性以及产品创新绩效的演化过程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尚未给出答案。

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多案例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致力于探讨中国本土医药制造企业的战略导向影响研发伙伴多样性，以及最终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全过程，并实证检验中国本土医药制造企业的研发伙伴多样性如何影响创新绩效，以及企业的战略导向如何影响研发伙伴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