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言学与翻译的结合研究

一、语言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阶段

（一）第一阶段：20世纪50～60年代

语言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人们对翻译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每当语言学理论有新的发展，就会有学者将之应用到翻译研究中来。这个时期从语言学视角探究翻译问题的学者有维奈、达贝尔内、雅各布逊（Roman Jacobson）、奈达和卡特福德等。其中，维奈和达贝尔内于1958年发表了著名的《法英比较文体学：翻译方法论》。雅各布逊是另一位较早从语言学视角研究翻译的学者，他在1959年发表的《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是从语言学视角考察翻译现象的经典之作。雅各布逊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在于将一种符号翻译成另一种符号，翻译实际上就是语符和信息的诠释，他强调在诠释语言现象时语言学对翻译行为的依赖性。随后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于1964年发表了《翻译科学探索》，这是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翻译论著。在书中，奈达区分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两种翻译原则。“形式对等”指对原文形式的忠实再现，而“动态对等”则是指原文与译文具有相同的超语言的交际效果。“动态对等”翻译原则的目的是使译文表达自然流畅，尽量在译文接受者及其本族文化语境相关的行为模式之间建立联系，使译文和原文的功能对等。当时未提出“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但提出了“功能对等词”的概念。“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在翻译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如“动态对等”究竟是指什么？奈达在与泰伯（C. R. Taber）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1969）中对“动态对等”作了进一步解释：“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问题。”后来奈达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将“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强调翻译的交际功能。功能说一度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主流，对我国翻译界而言，“功能对等”避开了我们传统上对将“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依赖，注重的是翻译成品在译文读者中的阅读效果，摆脱了原文形式上的束缚，因此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不必挖空心思追求所谓的“形神兼备”。

同时期英国的卡特福德出版了著名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1965），提出了以“阶与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为理论指导的翻译研究模式。他在书中阐述了语际间的层次转换（level shifts）和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s）问题；在这个模式中，层次转换指语法、词汇、语音、词形等，范畴转换包括语言结构、语言系统、语言单元、语言类别方面的转换，所有这些转换的核心概念是“对等”（或“等值”）。简单说来，早期的语言学派视翻译为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注重研究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异同及言内关系，将翻译过程视为把一种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材料，把一种语言产物在保持内容（命题）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一种语言产物的过程。因此，转换规则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对象，对等（或等值）是翻译研究的核心。正如纽伯特（A. Neubert）和施里夫（G. M. Shreve）所说：“语言学模式调查研究词与语言结构的转换潜势，力图建立语际间的对等规则，认为语际间的对等可在不同的语言层面实现。”

（二）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路径中出现了具有鲜明特点的互补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某一种语言理论为基础创建自己的翻译理论，如豪斯和贝尔运用韩礼德的系统理论；另一类是研究翻译中处理特定的语言形式，如贝克研究翻译中不同种类的语言形式，包括词汇形式、主述位组织和衔接。

总体来看，可以说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路径这些年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一方面，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特别是现代语言学本身已经扩大了视野，越来越关注实际应用中的语言，而不是把语言仅仅看作由各种关系组成的一个抽象系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非语言学路径翻译学者提出来的批评意见。换句话说，翻译中存在着许多译者无法控制的因素，这些因素与作为语言过程的翻译以及译者的语言文化能力是毫不相干的。这些因素是社会因素，与中介人、社会政治甚至意识形态的约束都有关系，其力量和影响通常比译者要大得多。尽管如此，翻译仍然是一种文本现象，从这个角度来描述、分析、评价翻译仍然是合情合理的。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语言学为背景的几位学者开始强调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对翻译行为的影响。这意味着译者不再被看作仅仅是运输管道，只是在忠实而客观地传递源语文本或话语中包含的信息。尤其是对法庭口译和社会生活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的研究表明，译员在交际中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影响他们（以及其他参与者，如陪审员）行为的是活跃于特定情境中的权力关系。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社会语言学、口语文化人类学和韩礼德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同样地，手语口译也借鉴了语言学在很多研究领域里的成果，并且也很重视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的作用。

不过，在这个方向上最有发展潜力的成果源自批评语言学，也称为批评话语分析。批评语言学和以它为背景的翻译研究认为，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控制的工具，而意识形态则是“从某一特定视角出发系统地组合起来的一套观念”。语言学的这一分支和其他派别对意识形态的认识的区别在于，他们坚持认为，“意识形态无须作为一种有意识或有目的的偏见起作用”。比如，梅森原本是要以分析一篇关于墨西哥历史的原文及其译文来考察系统的意识形态转换在其语言中留下的痕迹，以说明“意识形态是如何以微妙的方式在翻译过程中留下印迹的”，但是出于其批评语言背景，他认为，译文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偏离可能并不是有意而为，妥协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一个下意识的过程，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受各自世界观的约束。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崛起，学者们开始从文化角度切入研究翻译，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受到“唯科学主义”的质疑。正如张柏然所言：“翻译的语言学范式给人们带来了理性思维，破除了原来的文学研究范式的神秘性和主观直觉的研究方式，从主观性走向客观性，使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语言学范式使译者过多依赖于语言的规律性，忽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排除言语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和规定性，从而突出了原文文本的中心性，追求同一性和一致性，最终堕入语言逻各斯中心。”

（四）第四阶段：21世纪的研究

现在的翻译研究呈多元化的特点，一是研究课题多元化，二是视角和方法多元化。很多采用语言学研究路径的学者也借鉴文学理论、批评规范、文化规划理论以及其他许多研究领域的成果，所以“语言学路径”和“非语言学路径”不再是泾渭分明。新一代的翻译学者不愿意把自己拘泥于语言学或别的什么路径，他们认为，翻译的语言学分析并不一定必须脱离其文化背景，实际上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观点进行更有效地工作，这样对翻译行为的描述也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全面。

二、语言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的优势及未来展望

（一）语言学研究路径的优势

拥有语言学背景的学者很重视对语言形式进行详尽地分析，希望能借此让那些正因为“习惯化”而通常不为人所知的种种关系显现出来。和那些非语言学路径的研究相比，梅森（1994）对意识形态偏离类型的分析更为详细，所涉及的语言层次也更多，包括具体的词汇选择、词汇衔接和搭配衔接、主位安排，以及文本的总体结构。这和那些未借鉴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后者往往局限于很少的几个范畴，涉及的语言层次最多一两个。在语言学，尤其是批评语言学看来，这些范畴数量太少，又过于宽泛，因此就语言形式而言，解释力有限。

宏观一些来看，语言学路径的另一个重要发展与翻译作为语言现象这一本质有关。在想到翻译的时候，大部分语言学家倾向于把翻译看作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然而有趣的是，语言学本身提供了一些有力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事实正好相反，即翻译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现象，它足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成为翻译学的研究对象。

翻译文本或翻译话语通常受制于用另一种语言已经全部表达出来的文本或话语，即信息输入时受源语的制约，译者在用目的语将源语的“意义”进行文本输出时会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并做出有意无意的反应。如贝克所言，翻译就是“一种在其自身目的及产出的压力和语境制约下形成的交际活动”。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翻译跟源语的产生不同，译者在产生的语言中肯定会留下痕迹，问题是如何探究这些痕迹。这里使用的方法不是将源语和译语做比较，而是将同一种语言的语域相近的原创文本和翻译文本做比较。这两类文本以机器可阅读的形式出现，因此可以进行自动和半自动分析，这就是双语语料库。

近年来，借助语料库研究翻译取得了很多成果。研究显示，翻译与原创文本相比，译者可能会下意识地简化所使用的语言来将异域的信息传给新的读者；另外还倾向将源语规范化，如口译员会补全断句，将不合语法的地方使之合乎语法，舍弃迟疑的部分和开头说错了的部分。

（二）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语言学，尤其是当代语言学，跟翻译研究有很多共同点，例如，两者都是逐渐走向了跨文化学科的研究，其视角都是从词法、句法扩大到文本分析、会话分析，从语言到语篇、语境和语用。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两者都乐于接受可能出现的新技术，并用于建立大型语料库研究假设的问题。此外，认知途径也把两者联系起来，语言学家们利用认知理论已经取得很多成果，翻译研究者们也开始引入认知理论对翻译，尤其是对口译的过程进行研究。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认真总结一下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作用。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翻译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明显，翻译研究也随之增强。科学技术将在翻译工作和翻译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机器翻译和机助翻译将帮助我们分担部分重复性较高的艰巨工作。要提高机器翻译或翻译软件的质量，让译者更快、更好、更省力地完成翻译任务，就必须依靠可靠的语言学理论。因此，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重新审视现代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翻译研究是个多元化的领域，正是其多元化使翻译学科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第二，翻译研究与现代语言学有很多共同点，两者都逐渐走向跨学科研究，研究目标从语言、语篇、语用到话语，研究对象拓宽到文本在真实世界中的评价、接受及效果等问题。第三，语言学和翻译研究都乐于接受新技术，并用于建立大型语料库研究假设的问题，包括重新审视现代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问题，以及利用语料库和认知理论研究语言使用者、译者在工作中的思维过程。第四，语言学路径和文化路径研究的视角虽然各有不用，但是两者并非各走各路，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且相互弥补。……贝克在十几年前就指出，语言学，尤其是现代语言学，与翻译学息息相关，因为语言学不再限定于研究语言本身，而是欣然接受一些子学科，例如语篇语言学（把文本视为交际活动而不是一串串形式的文字与结构）和语用学（研究语言的使用而不是把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系统）。翻译工作者要研究语言，了解语言的基本结构，明白语言如何在实际中运作，这样就能更清楚语言的本质及其功能。哈蒂姆也提醒我们，“几乎是在文化转向的同时，语言学领域也发生‘语境转向’（Contextual turn）。”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语言学家已进入语篇的语境研究，并思考这一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翻译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多元化领域，需要有多种途径，建立多种研究模式。纽伯特和施里夫对翻译研究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们说，“我们坚信，翻译好比‘一间屋子里有很多房间’，不同房间的人往往是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话语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翻译—进行评述”。“不同的视角”意味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及意识形态，而“用不同的话语……进行评述”就是用语言来表现不同的思维方式及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