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研究(第3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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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湖州城市经济与区域地位之重估[1]

——附论“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

黄敬斌

内容提要:明清到近代的湖州城,一直是太湖平原上一处重要的丝织业生产和丝绸贸易中心,其工商业性格鲜明,经济职能突出。近代资料显示,无论就地理、人口还是工商业规模来看,湖州城都较周边一些著名的工商业市镇更具优势,具有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这一谚语,仅指南浔商帮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而言,不能延伸到城镇经济层级的比较上。

关键词:湖州 江南市镇 丝绸业

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数十年来明清江南城市史的研究重心都体现出一种“两极化”的特点:一极是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另一极则是数量众多的“工商业市镇”,而对于普通府县治所城市,则少有认真深入的论述。[2]学术界对于这些行政治所城市似乎抱有一种“成见”:它们是经济功能不发达的政治中心,或者是仅具有“消费型城市”的特点,与作为“新型工商业中心”的市镇形成对比,在经济规模和市场层级地位上更被后者超越、压倒,江南城镇因此呈现出“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普遍分离的局面。[3]在这一点上,湖州常被视为典型例子:对于这座城市的经济功能、规模与特色,及其在地方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实际上迄未有过全面深入的探讨,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湖州城却常被当作周边“新兴市镇”,特别是作为南浔、乌青等大镇的参照物,它被视为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中心”,经济职能不突出,工商业的规模乃至整个城市的规模无法与这些大市镇相比。[4]

本文将重估上述学术观点,尝试对明清至民国时期湖州的城市经济展开全面探讨,并对其在太湖平原蚕桑区内,尤其是在旧属乌程、归安两县(民国时期的吴兴县)县域范围内的经济地位重加分析。

一 湖州的城市规模:地理与人口的考察

明清时期的湖州府城,同时为附郭归安、乌程二县的县城,入民国废府存县,合并归、乌二县为吴兴县,县城仍驻于此。为避免混淆杂乱,下文统一称该城为“湖州”或“湖州城”。对于湖州立城的具体时间,文献中仍有异说,一说秦汉乌程县治在菰城(后世治城以南25里),晋安帝义熙元年始移今地;[5]一说则认为秦汉乌程县治已在今地。[6]但无论如何,明清时期的湖州城已是一座千年古城,长期作为乌程县及郡、州、路、府的治所,未曾发生迁徙。这座城市的早期规模,仅能从城墙的规模上略窥一二,据地方志的记载,唐代湖州罗城“周回二十四里,东西一十里,南北一十四里”。这座罗城入宋后被拆毁,后来的城墙为元季重筑,较唐城颇有收缩,为“周一十三里一百三十八步”,此后历有重修,但城墙的位置与规模一直到近代没有大的变更。[7]

城墙的长度当然不能视为城市地理规模的唯一标尺,除了城垣形状的影响之外,应当注意到,明清时期城市土地利用的常规现象是,一方面城(墙)内常有大片空地,甚至农田;另一方面城(墙)外则多发展出繁荣的商业和居住区。[8]从近代湖州城市地图来看,城墙内建成区所占比例颇高,空地较少,而城墙以外的附郭区也并不发达。[9]但据清人追述,元末筑城之后,一些原在城内的街巷被隔出城外,乌程县乌程、石鼎二界管辖范围亦越及城外。[10]另据城区巡警铺的设置,从明清之际二县共辖城内35铺至晚清时增加了一铺,即城外东关铺,似乎说明此时期府城东门外附郭区有所发展。[11]清末日本调查者观察发现,城北“临湖门外沿着运河也形成了市街,从乡村往来的货客、船舶聚集,其繁盛不亚于城内的大街”。[12]图1所示,1940年代城外东北方向的“一条线”状市街,其方位正与之相合。但总的来说,与苏州、松江、无锡等城外商业区高度发达的府县城市相比,湖州附郭区的发展不算突出。

学者们以往在探讨江南市镇的地理规模时,常根据乡镇志中关于市街长度的记述进行简单计算,并以之与府县治所城市的城墙长度加以比较。例如,乌青镇晚明时纵7里,横6里,晚清时发展到东西7里,南北9里,遂被认为镇区“周长”由26里发展至32里,远超府城。[13]南浔镇也被认为“从东栅到西栅三里,从南栅到北栅七里,周长近二十里”,因此镇区规模超越府县城,或仅“略小于府城”。[14]这些判断多忽略了江南市镇地理形态上的特点:由于商业、交通、建筑成本、取水和消防等方面的需要,“大部分市镇形成了以商业街市为核心的单一街区的空间模式”,街市都沿市河作狭长的线状布局,而较少形成密集的团状城区。[15]如乌青镇即为沿着南北、东西两条市河延展的狭长“十”字形镇区,恐怕不能视为“周长26里”或面积42平方公里的团状大镇。南浔镇确实形成了团状镇区,但仍限于北部南北、东西市河交汇处,至于镇区南半部,同样是沿市河延伸的狭长街区。图1根据现代军事地图,按等比例尺将湖州城、乌青镇及南浔镇三地的地图并列放置,三者在地理形态及规模上的差异相当明显。直观地看,南浔的地理规模显著地小于湖州城,乌青镇镇区的延袤堪与湖州城比肩,但论面积则仍有不如。[16]

图1 民国时期的湖州城、南浔镇与乌青镇

资料来源:据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五万分之一军事地图影印本制作,这些地图收录于《中国大陸五万分の一地図集成》,东京,科学书院,1986~2002年。湖州城图据C-2224湖州、C-2225菱湖拼合(均测量于1941年,制图于1943年),南浔镇图据C-0570震泽(1928年测量,1937年制图),乌青镇图据C-0571后村(1936年测量,1937年制图)。

就城市人口而论,近代以前可供讨论的资料实为稀少。笔者曾据明代方志中关于城里数的记载,推测洪武年间湖州这一级别的府城,一般有民户5000户,加上军籍人口,总人口数或可达3万人。晚明时代江南一般府城的人口规模则或达2万户以上。[17]但从近代调查数据来看,这两项估计都有过高之嫌。1909年日本东亚同文会的调查称,湖州城“人口五万,户数七千左右,包括船上生活的人”,[18]1933年建设委员会的调查则称,吴兴县城计有人口8591户、36995人。[19]这些数字的绝对值或许未必准确,但相对而言,湖州城确实是邻近区域内最大的一个人口聚居中心。如南浔镇的人口,在上述两项调查中数字分别记作1万人,及4320户、25340人。[20]游欢孙从档案材料中统计出1929年南浔镇的另一组户口数字为4223户、19889人,并认为,鼎盛时期的南浔镇人口,“当在5400户以上”。[21]这样看来,历史上南浔等大市镇的人口规模,不大可能超过湖州城。

二 湖州城的丝织业及丝绸贸易

关于明清时期湖州城的经济功能,陈学文曾经做过如下的论断:“乌程县城手工业经济是以丝织业为中心,丝织业在湖州、乌程经济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22]然而,由于数十年来对府县城市的研究关注度低于市镇,加上近代以前的文献记载确实较为稀少,湖州的城市经济迄今未得到充分论述,作为城市经济核心的丝织业的具体状况也始终隐晦不明。[23]

湖州地区的丝织业古已著名,如绫、绵、等丝绸产品,据称唐初已经充贡。但延至宋代,当地的蚕桑丝织业似乎仍以武康、安吉等山区县份为中心,南宋地方志称:“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记,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兼工机织。”主要丝绸产品中,绢以武康、安吉“最佳”,绫“亦出武康安吉”,纱则梅溪、安吉“有名”。[24]然而,进入明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据成化、弘治时期的记载,郡城已经是湖州府最重要的丝织品产地之一。

绢:有官绢、狭小绢。:有水,纺丝。绫:称为吴绫,有二等:“散丝而织者名为纰绫,合线而织者名为线绫。其绫炼染光彩,异于他处,惟郡城中织之,其外俱无。”纱:“有数等,无花者曰直纱,花者曰葵纱,曰夹织纱,出郡城内。又有包头纱,惟双林一方人织之。”[25]

晚明方志的记载进一步细化,称绢“有官绢,有生绢,惟局绢有五色,可同嘉兴”。则有水、纺丝,均以“出菱湖者佳”。[26]这样,湖州府丝织业三个最重要的生产中心,即府城、双林和菱湖,无疑在明代都已经成长起来,不同丝绸产品的生产格局也大体形成。府城设有官营的织染局,“惟局绢有五色”,说明织染局所产绢是质量较高的上等品,而唯有郡城能织造的绫和纱大体上也是质量优于一般绢、的高级产品(对此,下文有相关叙述)。菱湖镇的丝织业出产以为主,双林镇则以包头纱为特色产品,可能也出产相当数量的绢。

进入清代,织染局裁撤,但湖州城的丝织业并未中衰。陈学文认为明清时期的湖州“郡城是肥丝、纱、绫、罗的生产中心”。[27]然而,可能在明末清初,湖州城及近城乡村丝织业的重点产品已转向湖绉(或称绉纱)。绉的生产据说始于明代,[28]目前在地方志中所见最早的记载则在康熙年间,而其详未知。[29]在毗邻的长兴县,乾隆初的记载称绉纱“出湖城,长邑湖滨一带亦有善织者,统名为湖绉耳”。[30]至晚清,府志称绉纱“一名绉,俗名洋绉……今湖地产帛,惟此最多,通行甚广”。相对而言,传统丝织品中,罗、纻丝两类的织者已经“较少”“尤少”。[31]据民国时期调查,湖绉生产主要分布在城区及城北太湖沿岸靠近长兴的大钱、小梅一带较小的地理范围内,“其他各地有亦不多”。[32]

从上述零散的记载看来,最晚在乾隆初期,湖绉已经是府城及周边丝织业的主流产品,取代了以往的绫、纱、绢等类。理解这一产品转型现象的意义,需要充分了解湖绉这一产品的性质。根据1920年代的调查,浙江人服装用料,夏季多用官纱、夏布,春秋冬三季“下等”服装多用棉布,而春秋冬三季中等以上的主要服装,无论男女,最普遍的面料都是湖绉,其余较多出现的面料为缎子、罗、大绸及华丝葛(后二者为机器制品),绢仅用于一些小件衣物如袜子、腰带、腿带上。[33]从价格上来看,晚清时期江南各类丝织品中,以各种锦、缎最为昂贵,湖绉与上等的纱、绸居次,而绢、绫、绵绸和纱、绸等一些下等品种价格与之相去甚远。[34]无疑,作为中档产品,湖绉至少在江南地区是主流的丝绸服装面料,当具有广大的市场。

这样看来,湖州城出产的丝织品自明代起即以质量优良闻名,清代持续发展,其产品当为江南市场上的主流类型之一。然而,由于文献记载的缺略,近代以前湖州城丝织业的规模实难论定。光绪年间,湖绉业乡间织工为争取与在城织工相同的工价曾多次与机户发生纠纷,并组织罢工,则由此可见,无论城乡,绉业的生产都有相当的规模。从地方官的示禁碑文中,可见当时湖绉的主要产品有所谓广货与店货,又有“蓝线花绉”,机工则有提花工、织工,又有长工、短工。[35]据1880年的海关调查,湖州丝织业有织机约4000台,年产量约20.4万匹,这分别占到浙江全省统计数的42.3%和64.4%。[36]在这项调查中,嘉兴的织机数量只有6台,显然仅指嘉兴府城内“兴纱”的生产,而府属濮院、王江泾等著名绸业市镇的数字并未包括在内,据此则其他各地的数字也当仅指城市的生产规模和产量。但由于原始资料对此并未做明确说明,这些数字所涉地理范围或亦可能包括府属乡镇,乃至双林、菱湖等地。但从民国时期的材料看来,近代湖州城及邻近乡村的绉业确有较大的规模。

1918年,在前一年机户大多亏本的背景下,“城厢内外”存“开织之机”约2000架,不及往年的2/3,其时主要的产品种类有二尺、杭衣、广衣、尺九、店货等。[37]1930年代编纂的《中国实业志》认为光绪年间湖绉年产20余万匹(与前引1880年海关数字相合),鼎盛时期有机户“逾千”,铁木机6000余架(多于前引海关数字),每架年产绉约50匹,1932年绸业“一落千丈”之后,仅余铁木机2000余架,其中城内750~760架,乡下1200余架。[38]《中国经济志》则称:“据最近调查,全县共有机坊机户约三千余家,机数约六千余架”,“全系家庭工业”,全县全年估计可出绸16万余匹,产值估计约640万元。而“数年前丝绸业兴旺时代全县共有……机户六千余家”。[39]这些数据所涉范围都明确是湖州城内外的绉业,但彼此差异不小,何者更为准确,殊难定论。无论如何,这样的产业规模都令人印象深刻:据范金民和金文估计,清代江南民间丝织业“最为兴盛”时,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大丝织业中心共有织机5万~5.5万张,盛泽镇约有8000张,濮院镇约有2000张,王江泾与双林镇共有约3000张,王店和临平二镇共有约1000张。[40]即使按照《中国实业志》的数据,全面衰落以后的湖州城丝织业,其规模与多数“丝织业市镇”的兴盛期比起来也并不逊色。按照《中国经济志》的数据,则兴盛期的湖州绉绸业完全可能胜过盛泽镇,更远超双林等地。这样看来,明清至近代湖州府城作为浙江数一数二的丝织业中心是毋庸置疑的,只有在这一传统产业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近代机器织绸业集中在吴兴县城而不是别处的现象。[41]

谈及双林镇的丝织业,对其特点与性质本文有必要略加辨述。依前所述,明代双林镇仅以包头纱的织作著称,可能也有一些绢的生产。乡镇志记载晚明以来当地丝绸产品的品种似有显著的增加,[42]但至民国时期,当地出产的大宗实际上仅有绵绸、包头纱、裱绫、裱绢等数种。[43]必须强调的是,就产品品质而言,这些丝织品都较为低档,在市场上也处于边缘地位。[44]因此,《中国经济志》并不将双林的“绫绢业”与县城的“绸业”等量齐观,而是分别论述。据该项调查,绫绢“在昔多供王宫补壁,奏章裱画装书等用,今则专供裱画及寿服之用,故营业大减,年仅产二十八万匹,约价三十余万元”,另外年产20余万匹包头纱,价值20万元。[45]两项相加,仍远不如城区绉业衰落后的年产值。因此,以双林为湖州府“丝织业最发达”之地一说,恐怕难以成立。另邻近湖州的江南市镇中以产绸著名者为濮院,民国时人追述其地丝织技术的变迁轨迹:“一在宋淳熙以后,濮氏之所提倡者为绢帛;一在明万历以后,由土机改良而为纱;一在清道光以后,参仿湖绉制造,而之外有绉。”[46]这是一个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的过程,湖州城丝织业在明代即以绫、纱为主,最晚清初已转向以绉为主的生产,遥遥领先于濮院。

生产之外,湖州城同时是绉绸贸易中心。无论城区还是乡村机户的产品,都由城中绉庄收购并行销四方。由于资料缺乏,近代以前这种贸易的情形已不易了解。[47]根据近代资料,即使在绸业衰落之后,1933年吴兴城区仍有绉庄39家,此外有所谓“疋绉庄”28家,“绉贩”96人。城区之外,全县仅袁家汇镇有绉庄4家。机户与绉商交易的方式,“或系绉庄雇织,或系外路庄客定织,或自行向绉庄出售,或携至城内各茶馆由掮客收买,方法不一”。[48]湖绉的销路以“汉口四川东三省为最多,营此业之商人,谓之北帮,销北帮货色以阔绉为主,南帮则为广帮,销广帮货色,以卞毫葛及华丝葛为主”。[49]除此之外,上海、杭州、温州等地也是重要的市场。[50]据1932年统计,湖绉业全年营业总额463万元,虽这一数字低于前引《中国经济志》的估计,却成为当年仅次于米业(483.6万元)的全县工商第二大行业。[51]

除了绉绸,湖州城同时也是重要的生丝贸易中心,这一点在近代以前的史料中实为隐晦不明。明代地方志中,记载丝、绵的出产“属县俱有”,而多推菱湖所产为佳。[52]清代以后,随着“辑里丝”之声名鹊起,南浔镇似乎成为湖州丝业的中心,在近代以后的生丝出口贸易中尤为突出。凡此均未见湖州城生丝业兴盛的迹象,然而嘉庆、道光年间南浔闺媛赵棻述及南浔与府城蚕桑业的差异:“城中曰养蚕,南浔曰看蚕,其名已异。又城中蚕以筐计,叶以个计,南浔则并以斤计。而育蚕风气不同之处甚多。盖城中作肥丝,南浔作细丝,各有所宜也。”[53]由此可见,清代湖州城一带确为发达的蚕桑区,且颇可与南浔镇分庭抗礼,只是产丝以肥丝为主。《南浔镇志》论湖丝名目,“今唯细者曰细丝,粗者曰肥丝。细丝亦称经丝,肥丝可织绸绫。浔地以细丝为主,肥丝绝少”。[54]东亚同文会论及晚清湖州府城的生丝业,“以蚕丝的生产地著名,无需赘言”,“丝制品中,细丝输入上海,粗丝是织湖绉的原料”。该会同时在调整报告中列举了城中主要的丝行牌号10家。[55]据此,近代湖州城确系地方性的生丝贸易中心,既出肥丝,也出细丝,但联系到绉业生产的需要,总体当仍以肥丝为主,细丝或许是因应出口贸易的兴盛而后起的。

缫丝业的生产当然不限于城中,而是分散在周边乡村,城市则充当着地方性的生丝收购中心,这也是明清江南“丝业市镇”的普遍特征。明清至近代江南生丝贸易的中心,可能屡经转移,如范金民认为,“南浔镇是鸦片战争前后江南最大的生丝集中基地”,“双林镇是明清之际江南最大的生丝集散中心”,而“菱湖出产生丝在湖州一府最多”。[56]湖州城的生丝市场在这些市镇中似乎始终不太起眼,然而据晚清时期海关的调查数据,1878年和1879年两个年份由湖州府城出产(收购)的生丝数量分别达到40.5万公斤和46.4万公斤,在整个湖州府的范围内,这只低于菱湖镇(分别为近50万公斤和54.5万公斤),却显著地高于南浔镇(分别为29.5万公斤和34.6万公斤)。[57]据此当然不能说明晚清民国数十年间湖州生丝市场的规模一直大于南浔,但也许至少可以认为,湖州府城与菱湖、南浔等市镇实为同一级别的生丝集散中心。

1921年《钱业月报》的报道仍称,“吴兴丝市,以南浔双林菱湖三镇为最,定价亦较城区为优,故乡农均乐赴彼处求售”。[58]但到1930年代,城区看来已经是全县最主要的生丝集散地,根据《中国经济志》的记载,1931年城区共有丝庄、丝行98家,南浔仅有27家;1933年南浔更只剩下3家,而城区仍有83家,此外,袁家汇镇有丝行、丝庄18家,菱湖有丝行、丝庄7家;营业额上,则以城区占绝对优势。[59]《中国实业志》亦记载其时“吴兴肥丝行,共有八十家以上,辑里丝行,仅存数家”。[60]这无疑突出反映了192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生丝出口市场受重挫,以外销为主的南浔丝业衰败,而城区以及菱湖等地,因为所经营的肥丝仍有本地丝织业的市场支撑,虽然也面临国际经济危机的压力,却仍能维持一定的规模。

三 1930年代湖州的城镇体系及其层级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湖州城并不像传统上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具有“消费城市”特征的政治中心,相反,它是一个区域性的丝织业生产及贸易中心,就重要性而言,也许从明代以来就居于周边著名的“丝绸业市镇”,如双林、菱湖、濮院之上;它还是太湖沿岸平原上星罗棋布的生丝集散市场之一,在较晚的时期还成为区域性的生丝贸易中心。因此,在“经济性质”上,很难认为湖州城与其治下的“工商业市镇”之间存在差别,将其行政属性剥离,湖州城同样是一个以丝绸生产和贸易为特色和支柱的“专业市镇”。在某种意义上,这正印证了施坚雅关于中国传统城市的一般看法:“经济方面的重要职能”是“基本的职能”,“商业中心吸引了其他类型的重要职能”(如行政、文化、宗教等),因此,大体而言,城市在行政体系中的层级地位与经济体系中的层级地位是正相关的。[61]

无疑,要具体说明某个区域的城镇层级体系,史料的约束是学者们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由于史料不足尤其是数据缺乏,要就明清时期的湖州展开系统深入的相关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近代史料的充足却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可行性,尤其是1930年代建设委员会的调查,为当时吴兴县城区及大小市镇的工商业规模提供了详细的数据。利用施坚雅的研究方法处理这些调查资料,所得结果详见表1,表中的“较大城市”即吴兴县城(湖州城),“地方城市”为南浔,“中心市镇”为乌镇、双林和菱湖。考虑到江南发达的社会经济水平,表中具体的层级划分标准比施坚雅的标准略高,同时增加了“村市”一级以归类那些商业规模极小的农村市场。[62]

表1 1930年代吴兴的城镇体系与市场层级

表中数据显示,1930年代的湖州城毫无疑义是吴兴县的商业和经济中心,正如建设委员会所描述的,全县“商市行情,均以杭垣为依归,各乡镇又以城市为主脑”。[63]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将嘉兴和吴兴视为“嘉湖经济区”的两大中心城市,[64]更说明湖州城的商业腹地远超出吴兴县的县城范围。

具体而言,1933年吴兴县城共有商店2080家,年营业额总计约4080万元。行业涵盖米行、油酒酱、粮食、南货、茶食、纸烛、金银首饰、绸缎布匹、洋广百货、颜料、铜锡、皮箱、钟表、眼镜、茶叶、烟、中药、纸、电料、山货、木器嫁妆、五金、西药、书报、文具、鞋帽、衣、酒菜饭馆、茶园、旅店、沐浴理发、娱乐、西装、照相、染坊、煤炭、煤油、木行、绉行、丝行、茧行等各业,可谓相当齐全。县城的同业公会组织数量众多,除了县商会以外,还有包括丝织业、典业、米业、轮船业、绉业、钱业、金银首饰业、碾米业、丝业、机织业等在内的各业同业公会31所。县城的制造业则包括缫丝厂1家,绸厂22家,发电厂1家,碾米厂16家,棉织厂2家,袜厂1家,制碱厂1家,此外有铁工厂9家,钢簆业7家,梭子业9家,修船厂1家,染坊、炼坊26家,冰厂3家,羽扇店14家。[65]这些“厂”中相当部分已是现代机器工业,但仍有一些是传统手工业,如羽扇业,至晚在清初已经闻名于当地,[66]近代羽扇的制作仍“为吴兴城内特产”,“他处罕见”,“城中衣裳街、彩凤坊、北街等处,制羽扇之店甚多”。[67]即使是现代工业的发展,也应当放在湖州城发达的传统手工业经济的背景下来理解,民国时期吴兴的机器绸厂盛时达60余家,1933年仍存的23家中,仅另有1家在荻港,吴兴县城因此与杭州并称为浙江省最主要的绸业生产中心,这与明清以来湖州城丝织业生产中心的地位有明显的延续性,绝不是突然出现的。[68]

民国湖州城作为吴兴县乃至更大地理范围(嘉湖经济区)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各方面资料中也体现得十分突出。1920年前后《银行周报》关于湖州金融和市面情形的连续报道,显然以城区为中心,很少关注到南浔、乌镇、双林等市镇,根据1918年的数据,县城已有钱庄11家,并有数家私人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办,而南浔、菱湖等市镇的钱庄、典当业多赖县城同业实现资金挹注与周转。[69]1933年县城有中国银行、浙江地方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三家现代银行设立的办事处,南浔、双林、菱湖等大市镇仅有中国银行所设汇兑处;钱庄“往昔城区计有……二十七家,南浔计有三家,双林计有四家,菱湖计有三家”,当年城区剩7家,南浔2家,双林1家,菱湖3家;只有典当的地理位置分布较分散:全县共28家,其中,县城6家,南浔、双林、菱湖各有5家。[70]表1中资料显示,施坚雅重视的邮政等级与各地经济层级之间也具有颇高的拟合度。

四 余论: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

1934~1935年,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在吴兴县蚕桑区开展农村调查期间,在南浔曾记录到当地一句谚语:“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对本文的题旨而言,这似乎是个不利的证据。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诸大家,也正是受到这条谚语的深刻影响,得出了“湖州不如南浔”的结论。典型的如刘石吉先生的论述:“至少在清季,它(南浔)的繁盛,绝对凌驾湖州府城而上了。‘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谚语,充分将因商业发展而新兴的南浔镇,与传统古老行政中心的湖州府城(今吴兴县城),做了一个极鲜明的对比。”“不论就人口或商业化程度来看,南浔镇远驾乎湖州府城(兼为归安、乌程县城)而上,乌青镇也超过了县城。”[71]然而,如前文所述,近代调查数据显示出来的情况,与这一论述恰恰相反,无论是南浔还是乌青镇,在地理、人口和工商业规模上都无法与湖州城相比,后者作为区域经济和商业中心的地位无可争议,并非为不具商业性格的“传统古老行政中心”。即使在南浔的“黄金时代”——生丝出口贸易兴盛的19世纪晚期,前引海关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府城的生丝贸易不见得比南浔落后。

重要的是,“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实际所指并非两地的地理、人口或工商业规模,而是对晚清兴起的湖州商帮中,籍贯为南浔、以丝业起家的商人所具有的雄厚实力和影响力的强调。[72]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调查者其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这样介绍和评价这条民谚:“湖丝销售洋庄,南浔镇实开风气之先。当时湖州六属丝行,几皆为南浔人所包办,由湖州出口,亦以南浔为中心。南浔镇上略有资产者,皆由是起家,家财垒聚,自数万乃至数百十万者,指不胜屈……故时人有‘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谣。”“所谓‘湖州整个城’乃指湖州府城而言。湖州文风之盛,自古著称……然城内富室财产,多来自宦囊,其意义与南浔镇之以商贩起家者迥不相同,以一纯为封建色彩,一则渐染资本主义色彩也。由仕途起家者,其经过甚难,其财力有限,以贸易起家者,其得之也易,其致富也速,而财力并无限量。然则以古老之湖州府城与新起之南浔比,自瞠乎其后矣。”其后遂有关于“四象、八牛、七十二只狗”的著名介绍。[73]

这里仅需强调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地域商帮,常有虽出自经济相对落后“边缘”地带,却能主宰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乃至全国经济命脉的情形,如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在江南,近代宁波商人在上海,皆是其例。我们固然不能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州在经济重要性上超过江南,也不能认为近代的宁波“规模胜过上海”,同样的,不能据“四象、八牛”而认为南浔的经济地位高于湖州府城。事实上,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尽管都是南浔人,都以丝业起家,但“四象、八牛”们的巨额财富并非仅集中于丝业,而是更多地在他们由丝业起家后转而从事的盐业、典当业、房地产业、近代机器工业等。他们从事这些经营活动的舞台,更以上海为中心,遍及江、浙各地,远及汉口及长沙。他们自己作为“吴兴大户”,则“久居申江”,在一二代以后大部分脱离了生丝贸易或者不再以此为主业,连在本乡本土购置田产的都“不甚多”。[74]这样一个商业集团规模巨大的经济活动,绝不是全都发生在南浔这样一个小舞台上,甚至多数情况下跟南浔的关系已经不大了。南浔即便是他们最初经营丝业的舞台,恐怕也以在上海担任“丝通事”者居多,或者得力于控制“湖州六属丝行”,并非从株守南浔收购乡民的生丝做起。[75]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南浔在地方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它至少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湖州乃至整个太湖流域最重要的生丝集散中心,生丝贸易也是区域经济的命脉之一。然而,南浔商帮掌控了生丝出口贸易,不意味着这一贸易都跟南浔镇有关;南浔商帮的商业力量更远远超出生丝贸易的范围,亦不能将之等同于南浔镇的经济规模。总的来看,前辈学者对于“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一语的解读,或有过度诠释之嫌。

(作者:黄敬斌,复旦大学历史系)


[1] 本文系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研究重大项目“明清江南社会与文化”子项目“明清江南府县城市研究”的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2011RWXKZD017);同时本项目得到复旦大学人文基金的出访资助。

[2] 有关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以外的江南行政治所城市的专题研究,数量较少,聊举数例如下,如叶舟《清代常州城市与文化:江南地方文献的再发掘及其阐释》,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冯贤亮:《魏塘:明代以降一个江南城镇的空间形态与社会变革》,《复旦史学集刊》第4辑《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192~206页。在综合性的研究中,对普通府县治所城市也少见重点论述,多只是作为大城市或市镇研究的背景或作为对照而附带提及。范金民对此研究的缺环也有过评论,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城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梅新林、陈国灿编《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第112页。

[3] 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如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

[4]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41~43、135页。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第69页;《南浔镇与湖丝贸易》,《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第67页。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第90、93页。《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商品市场的结构与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第274页。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第65页。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第28页。

[5] 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六·湖州》卷94,中华书局,2007,点校本,第4册,第1880页。

[6] 嘉泰《吴兴志·城池》,《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影印本,第34~35页。

[7] 同治《湖州府志》卷17《舆地略·城池》,《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70,影印本,第350~351页。

[8] 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王嗣均等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第103~108页。

[9] 湖社宣传部辑《吴兴导游》,湖社武汉事务所、湖社干事处发行,1936,卷首“吴兴城厢图”。

[10] 光绪《乌程县志》卷1《疆域》,《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第26册,上海书店,1993,影印本,第538~540页。

[11] 崇祯《乌程县志》卷1《界铺》,《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影印本,第231页;康熙《归安县志》卷2《界铺志》,康熙十二年刻本,第4a~4b页;同治《湖州府志》卷4《界铺坊巷》,第49页。

[12] 东亚同文会:《中国省别全志》第13卷《浙江省》,台北,南天书局,1988,影印1919年东京版,第95页,原书名为《支那省别全志》。

[13] 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30~31页;包伟民、黄海燕:《“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的再认识》,《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5页。

[14]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185页;陈学文:《明清时期南浔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之七》,《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第39页。

[15] 李立:《乡村聚落:形态、类型与演变——以江南地区为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第45~46页。

[16] 近代南浔及乌青镇的地图,尚可参考1949年南浔镇公所制《南浔镇全图》,转见汪波《南浔社会的近代变迁(1840~1937)》,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第184页;民国《乌青镇志》卷首《乌青镇市街图》,《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第2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影印本,第359页。

[17] 黄敬斌:《明代江南城镇人口规模再探》,《复旦史学集刊》第4辑,第226~233页。

[18] 东亚同文会:《中国省别全志》第13卷《浙江省》,第96页。

[19] 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编《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安徽段》,附《芜乍铁道沿线市镇经济概况》,1933,铅印本,第10页。

[20] 东亚同文会:《中国省别全志》第13卷《浙江省》,第98页;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编《芜乍铁道沿线市镇经济概况》,第12页。

[21] 游欢孙:《近代江南的市镇人口——以吴兴县为例》,《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第119~120页。关于南浔镇人口的峰值,陈晓燕称1912年镇区人口达到4万人,但所据仅是新编《南浔镇志》的“笼统估计数”。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第281页。另一种说法称:“到民国初年,南浔镇的人口总数已达到71814人,远远超过一般县城了”,参见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17页。按:该数字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32页,而刘氏注明该数字出自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文瑞印书馆,1939),为民国17年“全区”人口数,不能视作南浔镇的人口数。

[22] 陈学文:《明代中叶湖州府乌程县的社会经济结构:明清江南典型县份个案研究之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55页。

[23] 如陈学文仍明确认为湖州府“丝织业最发达的是双林镇”,参见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的丝织业》,《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第43页。范金民、金文关于明清江南民间丝织业的地理分布,对于湖州城仅有数语及之。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第203页。

[24] 嘉泰《吴兴志·物产》,《中国方志丛书》,第836~837页。按:这些记载均引自《旧编》《续图经》等较早的地方文献,实际反映的具体时代或更早一些。

[25] 成化《湖州府志》卷8《土产》,《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第87页。

[26] 万历《湖州府志》卷3《物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91,齐鲁书社,1996,影印本,第74页。

[27] 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的丝织业》,《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第47页。

[28] 光绪《乌程县志》卷29《物产》,第946页。

[29] 康熙《归安县志》卷7《土产志》,第12b页。

[30] 嘉庆《长兴县志》卷15《物产》,《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影印本,第887页。引“谭志”,为乾隆《长兴县志》,刊于乾隆十四年。另引“韩志”已记载有“绉纱”,为康熙《长兴县志》,刊于康熙十二年,与前引《归安县志》年代相当。

[31] 同治《湖州府志》卷33《物产》下,第640页。

[32] 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课(以下简称“建设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1935,铅印本,第43页。

[33] 丁贤勇、陈浩译编《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20~24页。

[34] 《清国染织业视察报告》,转引自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366~368页。

[35] 《乌程县禁止织工停工滋事碑》(光绪二十一年),转引自彭泽益编《清代工商业碑文集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第195~196页。

[36]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三联书店,1957,第89页。所据资料为发表于1917年的1880年海关调查数字,同项调查中江南其余各地丝织业的数字如下:南京有织机5000张,年产20万匹,苏州有织机6000张,年产86940匹,盛泽有织机8000张,年产90万匹,杭州有织机3000张,年产71650匹,见该书第74、89页。其中盛泽镇的产量数字或有疑问,因据同项调查提供的江苏全省丝绸总产量的另一数据,仅产35万匹,见该书第73页。即使盛泽的产量数字为实,也可能多是幅窄而质轻的低档产品。据《清国染织业视察报告》,清末江南市场上的“盛纺”,一般幅阔为1.6尺,每尺价格0.2元,一般仅用作衣里,转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367页。因此,晚清时期湖州的丝织业大体与上述各著名丝织业中心居于同等地位。

[37] 《各埠金融及商况·湖州》,《银行周报》第2卷第29号,1918,第5页;第2卷第27号,1918,第4页。

[38]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1933,铅印本,第48(庚)页。

[39] 建设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第42~44页。

[40] 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202~203页。

[41] 据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47(庚)~49(庚)页,1930年代初吴兴县城存有机器绸厂24家,已是遭受经济危机打击之后的数字,同期杭州仅余绸厂17家,但其全盛时期据说有绸厂近百家。吴兴机器绸厂全盛时,据称有60余家,参见建设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第42页。

[42] 参见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644~645页。

[43] 民国《双林镇志》卷17《商业·出口货之调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第22辑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影印本,第567页。

[44] 晚清时期的调查显示,湖州出产的幅阔1.4尺的湖绉(花素)每尺价约0.49元,而幅阔2.2尺的绢每尺价仅0.18元,幅阔2尺的绵绸每尺价仅0.145元,幅阔1.2尺的绫每尺价在0.15~0.26元,幅阔1.5尺的纱每尺价0.24~0.27元。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368页。

[45] 建设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第44~45页。

[46] 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第2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影印本,第1065页。

[47] 苏州吴兴会馆建于乾隆五十四年,为“绉绸业集事之所”,可见最晚在乾隆末,湖绉已成为苏州丝绸贸易中的重要产品,而经营者主要是湖州商人。《吴兴会馆房产新旧契照碑》(光绪二十五年),《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第48页。

[48] 建设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第44页。

[49]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55(庚)页。

[50] 《各埠金融及商况·湖州》,《银行周报》第2卷第30号,1918,第5页;第5卷第29号,1921,第15页。

[51] 《吴兴全县工商业统计》,《湖州月刊》第4卷第6号,1932,第43~48页。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年因生丝价格惨跌,全县“细丝行”与“用丝行”的营业总额合计不足200万元,机器绸厂总营业额73.9万元,绵绸业、绢业营业额均不足10万元。

[52] 成化《湖州府志》卷8《土产》,第87页;万历《湖州府志》卷3《物产》,第74页。

[53] 同治《湖州府志》卷30《蚕桑》上,第582页,引赵棻《遣闲琐记》。按:赵棻为汪曰桢母,汪则为同治《南浔镇志》纂者及同治《湖州府志》总纂之一,赵主要生活时代当在嘉庆、道光时期。见同治《南浔镇志》卷30《著述二》,《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第22册下,第352页。

[54] 同治《南浔镇志》卷24《物产》,第275页。

[55] 东亚同文会:《中国省别全志》第13卷《浙江省》,第96~97页。

[56]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66页。

[57]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第88页。

[58] 《外埠金融及商情·湖州》,《钱业月报》第1卷第5号,1921,第5页。

[59] 建设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第41页。

[60]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46(庚)页。

[61]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28、397页。

[62] 施坚雅的标准只对部分做了说明:核心地带的地方城市,有280~900个商户,较大城市有900~2700个商户。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07页。

[63] 建设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第69页。

[64]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1(丙)~2(丙)页。

[65] 建设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第42~43,48~55,59~69,109~110页。商店的数据根据1933年营业税征收局的登记,营业额则由调查人员估计。工厂均为明确注明了地理位置者,否则未予列入。相对而言,全县市镇在工商业规模上仅次于县城的南浔镇,具体调查数据为:商店830家,年营业额总计约877.4万元,各类公会组织11所,缫丝厂2家,发电厂1家,碾米厂6家,棉织厂3家。

[66] 雍正《浙江通志》卷102《物产二·湖州府》,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1册(史部27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本,第521~609页。

[67] 湖社宣传部辑《吴兴导游》,第41页。

[68] 建设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第42页;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47(庚)~49(庚)页。

[69] 《各埠金融及商况·湖州》,《银行周报》第3卷第4号,1919,第42页;第1卷第4号,1917,第6页;第2卷第30号,1918,第5页。

[70] 建设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第74~77页。

[71]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43、135页。

[72] 有关湖州商帮及南浔丝商的研究,相关论著及征引材料十分丰富,兹不赘述。参见陶水木《近代湖州商帮兴衰探析》,《浙江学刊》2000年第3期;陈永昊、陶水木:《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方福祥:《近代上海湖州商帮的演变及其特征》,《学术月刊》2003年第3期;汪波:《南浔社会的近代变迁(1840~1937)》,尤其是第三章所述;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尤其是第五章的论述。

[73]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第122~126页。

[74]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第125~126页。调查者明称,“以笔者所知,其以大部资财继续经营丝业者仅梅氏一户耳”,而梅家的地位,一般认为只是“八牛”之一。

[75]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