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论与研究局限
1.社区规划和社会学的分析
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力大小，具体而言，指活动、交往和互动的程度，很大原因在于：第一，小区公共空间的位置放置错误。同样一个小区的公共空间，为什么有的活力四射，有的则冷冷清清，原因之一在所处位置的差别。第二是设计不当，有些公共空间前后有住宅遮挡，不适合冬天晒太阳。当然这点也不是设计师的责任，开发商为了尽最大可能利用场地，就想方设法减少公共空间所占的面积。第三是功能定位不明确，比如朗润园一处公共空间，面积很大，当中也摆放了具有装饰性物件，但是不知道派什么用处。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过道，又有装饰性，想吸引居民在此休憩、逗留，但实际上没有起到相应的功能。第四是界面的功能和设施的原因。无论就围合的方式和材质、地面的铺装而言，很多公共空间看上去千篇一律，缺乏吸引力，空间中也没有合适的设施，时间一久，日晒雨淋，桌椅破破烂烂的，平时又缺乏管理保养。四周也没有什么树木，夏天纳凉显然是不适宜的。第五是缺乏地方性和美感体验。有的甚至引起身体和心理上的不舒服、不惬意感，所以导致活力下降。这是就社区公共空间的客观条件而言。
但是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力，不完全是客观性因素造成的。有许多是社会性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居民工作忙碌、缺乏业余时间，没有空闲在社区公共空间活动、锻炼、休闲，更遑论与邻里进行沟通和交往。其次，车辆过多，占有了原来散步休闲的地方，很多居民觉得不安全，尤其不放心小孩子去社区里玩耍。再次，社区公共空间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比如老年人喜欢的活动场所，未必是年轻人，尤其是“80后”“90后”乐意去的地方。那些设备过于简陋，老年人或许愿意去那里锻炼，但是年轻人更愿意去健身房、体育馆等专业的场馆锻炼，比如游泳馆、网球场之类。在对同济绿园的调查中发现，有人提到这里缺少了一个游泳馆。最后，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等因素，影响到公共空间的活力（活动、交往和互动），尤其以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三个因素最为重要。从各类活动来看，以50～59岁这个年龄层最为活跃，他们有时间活动，而且身体尚可，是社区中参与活动的主力军；收入和教育程度越高，在社区公共空间活动频率和交往程度上就越低。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活动、不与人交往，只是说明他们对所居住社区的活动兴趣相对不大，他们有自己的活动方式和社交圈。
2.现有理论的启示
新城市主义无疑给我们很好的启示：首先，强调小区的适宜步行性。小区内的公共空间本来就是锻炼、休憩和休闲的场所，但是目前过多的私人汽车大量挤占了道路，甚至连开车的人自己也无法找到车位，这不啻是一个悲剧。笔者有同事声称自己所居住小区，晚上6点以后就找不到停车位，那么就意味着假如他开车外出，必须赶在晚上6点之前回家，否则无法停放在自己小区的话，就需要支付不菲的停车费；假如停放在马路上，就要准备接受警察的罚单。其次，发展公共交通，将小区的道路和所在地区的交通体系连接成为一个整体。这在上海闹市区以及中环地带可以办到。但是对于新建的小区，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就有些困难。公共交通部门不愿意在那里开辟路线，因为这样容易亏本；私人交通工具载客的话，有关部门又不允许，比如顾村一带保障房小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笔者觉得在公共交通路线开设之前，应该允许私人交通工具提供服务，尤其在城乡接合部的新建小区。再次，小区及附近的公共空间，强调功能的混合性。锻炼、休闲的空间可以适当地与商业空间加以混合，增加小区活力。最后，提供更多的有吸引力的活动空间。无论是免费的还是商业性的，应该为小区及其附近居民的交往和沟通提供更多的机会。要考虑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的不同趣味和爱好。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居住区附近，比如一个街道，能够满足几乎所有人的需求。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活动空间不足，另外已建成的小区居委会和街道的活动中心、文化馆之类，又没有什么人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居民的实际需求，设计过于单一和单调。今后在小区设计中，应该更多地吸引公民参与；在已建成小区中，可以听取居民意见，可以对已有的公共空间的功能加以调整。
因此在社区规划的实践中，还是应该首先从实际出发，而不是简单地抄袭西方规划理论，不管是现代主义思路，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理论等最新最时髦的学说。具体细节在本文前面已经加以说明了。
就邻里关系而言，首先现在的社区居民，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大多数是弱关系，无法与过去那种邻里间关系相提并论。过去里弄中邻里纠纷也多，一幢石库门房子，住着好几户人家，共同使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经常为了一些小事争吵甚至打架。隐私权难以得到保护。其次，要区分现在的里弄与过去的不同，很多人买了商品房之后就搬迁出去了。再次，现在生活方式和观念也不同了，一味地怀旧没有必要。但是过去邻里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精神实质应该保留下来。在新建商品房中，经常出现住同一幢楼房里达十年以上，不仅连上下层的都不认识，甚至隔壁邻居也不是很熟悉的情况，的确十分可悲。究其原因，除了工作繁忙之外，过度强调私人隐私，或者根本不愿意与邻里交往，造就了新建商品房小区大多数居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邻里之间的交往，互惠、信任，不仅能够满足生活上的需要，而且可以让人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并有利于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已经被大量研究所证实的事实。从这次调查来看，邻里之间交往，最多的人填写了小区花园（健身场地），其次为住宅楼内公共区域（如电梯间、楼梯间）、小区道路（弄堂）、家中，较少人填写了社区活动中心（会所）、菜市场、公园（公共绿地）、附近的广场。因此，顾及现代人比较强调隐私的需要，如何在公共空间里为邻里之间交往提供必要的场地和设施，而且要有所侧重地增加某些公共空间的面积，这是社区规划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私人之间的交往，与正式的组织化、制度化交往不同。它是碎片化、偶然的、非系统化的，是生活世界中经常发生的、对于日常生活实践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行为。现代世界把人们高度地加以组织化制度化，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言的“系统化”。系统和生活世界构成了现代世界两个方面，但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是显而易见的。现代世界把原来那种属于私人领域的生活世界管制起来，私人地带不断地往后退却，被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中。规划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属于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但是哈贝马斯忽略了物质、物理的公共空间对于交往的重要性。良好的公共空间促进人际交往；社会性因素（年龄、性别收入等）影响到人们在公共空间里的交往。人们在公共空间中交往，不仅能够提高身心健康、提高幸福感，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能够形成共识。社会就是这样被组织起来的，通过面对面的直接交往、话语交流，逐渐地自发形成共识，以及共同的情感和认同感，文化和文明由此被保留下来。现代世界信息技术无孔不入，但是它不能替代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而且电子化世界也离不开话语的方式——无论是文字、图片还是视频。人类最原始意义上的交往，就是直接面对面的交流；但是在现代世界中，这种最原初意义上的交往大幅度降低了，哪怕亲朋好友见面，也可常见到大家低头忙于玩手机。这或许也是文明进步的代价。
3.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文主题牵涉范围比较广泛，不仅有社会学方面的内容，而且牵涉城市规划相关理论。具体而言，涉及社区规划、城市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在技术上又涉及社会调查、社会统计之类，笔者在这个方面有所欠缺。从被调查的小区类型而言，对于偌大的上海而言尚属不够，应该在今后的研究中增加不同类型居住区。同时总体样本的数量还有所欠缺，无论从数量上和男女比例上，另外对于30—39岁和30岁以下年龄层，应该着重研究他们在公共空间的行为特征。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实地观察和访谈。
参考文献
布迪厄，2005，《资本的形式》，参见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哈贝马斯，1999，《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
科尔曼，2005，《人力资本创造中的社会资本》，参见张慧东等译《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伯特·帕特南，2011，《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燕继荣校，北京大学出版社。
伍学进，2013，《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宜居性研究》，科学出版社。
*本文在写作时，得到了项目负责人朱伟珏教授、周俭教授的指教，社会学系王丹希同学提供的技术方面的帮助，以及参与此次社会调查的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支持，一并致谢！
[1] 本课题科研经费来自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与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委托课题，项目编号：KY-2014-ZD8-A07。
[2] 中国新闻网：中国绘定新型城镇化图景 部分地区打造城市群，2013年12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nb/2013-12-17/c_118583618.htm。
[3] 参见百度百科“新城市主义”条目。
[4] 中外有关城市公共空间的文献综述，分别参考了：吴志强，2000，《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导论，《城市规划汇刊》第2期；张庭伟，2007，《为中国规划师的西方城市规划文献导读》，《城市规划学刊》第4期；伍学进，2013，《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宜居性研究》，科学出版社。（附注：“城市规划学刊”，原名“城市规划汇刊”，2005年改名，由教育部主管，同济大学主办）
[5] 百度百科“哈贝马斯”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