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七十年来的古代小说史撰著

以改革开放为界，七十年来的古代小说史撰著可以明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原因，小说史撰著基本陷于停滞，仅有的两部小说通史均为集体著述：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与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合作编写的《中国小说史》（1973）、南开大学中文系师生与天津碱厂工人合作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简编》（1979）。这两部小说通史的突出特点是“政治挂帅”，以文学的人民性、阶级性和现实性作为衡量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标准。当然，这不仅仅是古代小说研究的问题，也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小说史研究回归学术本位，小说史著述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现了多种通史著述，如谈凤梁的《中国古代小说简史》（1988）、杨子坚的《新编中国古代小说史》（1990）、齐裕焜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1990）、徐君慧的《中国小说史》（1991）、李悔吾的《中国小说史漫稿》（1992）、张稔穰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1995）、王恒展的《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1996）、李剑国和陈洪主编的《中国小说通史》（2007）等。总体而言，这些通史著作都可以说是对鲁迅的开创之作《中国小说史略》（1923）的补充和深化。齐裕焜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以类型为中心，重视小说发展演变的内在脉络，以及不同类型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促进、借鉴与融合。王恒展的《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重新梳理“小说”概念内涵，强调叙事和虚构性，还引入“雅”“俗”范畴，探讨小说史的特质。李剑国、陈洪的《中国小说通史》分先唐、唐宋元、明代、清代四卷，早期的文言小说部分侧重文献考据与脉络追索，明清白话小说部分侧重文本阐释，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小说通史著作，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果。

第二，出现了众多的断代史著述。如王枝忠的《汉魏六朝小说史》（1988）、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1988）、萧相恺的《宋元小说史》（1988）、张兵的《宋辽金元小说史》（2001）、齐裕焜的《明代小说史》（1988）、张俊的《清代小说史》（1988）、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1988）。这些断代史的共同特点是体例严谨、资料详备、论述周详，在资料辑录和文本阐释两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断代史著述中，影响最大的或许是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2000），该书突破了传统小说史研究以作家、作品为主的藩篱，而是把与小说创作有关的诸种因素视作一个多元互动的有机整体，构建了一个“明清小说在作者、书坊主、评论者、读者以及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这五者共同作用下发展”的研究模型，出版传播研究、接受研究开始进入小说史研究视野。

第三，出现了活跃的题材史、文体史著述。题材史方面，有欧阳健的《中国神怪小说通史》（1997）、王海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1988）、向楷的《世情小说史》（1998）、林辰的《神怪小说史》（1998）、曹亦冰的《侠义公案小说史》（1998）、欧阳健的《历史小说史》（2003）、苗怀明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2005）、苏建新的《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演变史》（2006）等。文体史方面，有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1980）、程毅中的《宋元话本》（1980）、吴志达的《唐人传奇》（1981）、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1984）、李宗为的《唐人传奇》（1985）、欧阳代发的《话本小说史》（1997）、苗壮的《笔记小说史》（1998）、薛洪勣的《传奇小说史》（1998）、陈美林等的《章回小说史》（1998）、萧欣桥等的《话本小说史》（2003）、刘勇强的《话本小说叙论》（2015）等。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具有学术上的典范意义，在史料的钩稽与考证方面最见功力，澄清了话本小说发展演变史上的不少问题。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1984年初版，2005年修订）按题材内容把志怪小说分为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和杂记体三种类型，注重文献的考订辨析，资料丰富，源流清晰，是文言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1994）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独立是在唐传奇中实现的，唐传奇的叙事方式具备并充分显示了小说文体的基本规范，唐以后的小说戏曲作品都可以看到唐传奇叙事方式的深远影响。相较于以唐传奇为中心的董著，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1994年初版，2014年修订）则是对小说文体发生演变过程的系统分析和总结，该书立足于文体学和叙事学，正本清源，在辨析“小说”概念的基础上，对诸多文体的性质及其与小说的关系，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独创性论断。

回顾七十年的古代小说史著述，既有鸟瞰式的通史，又有深入细化的断代史、类别史。小说史著述，是小说研究成果的阶段性体现。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随着时代的变化，“重写文学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小说史撰著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