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流而下赴申城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进入小学。当时在“教育要革命”的改革浪潮中，教学安排一直在变化中，系统性不强，社会实践活动也比较多，经常要学工、学农、学军。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上了中学后，我除了担任过班长和红卫兵大队委外，还兼任了民兵营的营长。我母亲是在教委工作的，她担心我太多的社会活动影响了学习，就在升高一时将我转到另外一所中学，结果没想到比原来学校的活动还要多。一直等到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之后，教学秩序才逐渐恢复，一切变得正规起来。

1977年，我考进了高中理科重点班，学习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几乎每天白天晚上都有课。1977年冬天和1978年夏天的那两次高考，我都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没被录取，因为当时我是以跳级生的身份去参加考试的，大学对跳级生的录取条件要比中学毕业生高，在总分达到录取分数线的基础上，要求有一门主科成绩在98分以上（满分100分）。那次我们班很多同学都以跳级生的身份去报考了，虽然有不少同学达到录取分数线，结果只有一人被录取。

1978年的那次高考，我以全区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上海交大，实现了我的大学梦。记得当时，我背着我母亲为我准备上山下乡的被子和蚊帐，坐的是“东方红”号轮船，经过三天两夜的顺流而下，终于到了上海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激动地看到了上海交大拉着迎接新生横幅的卡车，我赶紧跳上车，一路开到了徐家汇校区。

我进交大学的专业并不是造船，而是机械，更准确地说，是液压传动与自动控制专业，63081班。上海交大是国内高校中第一个开设液压传动与自动控制专业的，我们的专业课老师也是从国外回来的。当年与英国合作，舰上采用先进的液压机械设备比较多，急需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有机会走进701所工作。

我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是第一学生食堂——当时的报到地点。那时，食堂旁边的宣传栏上还贴着很多大字报。报到注册后，我找到了自己所在班级的宿舍，一切算是安顿下来了。

进了交大以后，我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天天都泡在书堆里，埋头苦读。我的生活可以说是“三点一线”，三点就是寝室、教室，还有食堂。我们那时住在一墙之隔的校外宿舍，六系和五系都住在这里。我每天去食堂的路上都要经过“民主广场”。平时上课主要是在工程馆里，当时是偏重于机械设计，所以机械制图课上了两年。记得当时我们专业课几乎没有正式的教材，有的教材都是油印的，刻完了现印；有时候也用外国人编的书，像“自动控制理论”课用的讲义就是日本绪方胜彦编的。即便有课本，很多老师讲课也不是照本宣科。

应该说，那时的学习还是蛮紧张的，好在我有在高中重点班的学习经历，重点班每天晚上不是自习就是上课，养成了自觉学习的习惯，所以对交大的学习节奏和氛围还是比较适应的。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只有星期天不上课的时候，我才出校门沿华山路到徐家汇第六百货公司逛一逛，买点生活用品什么的。回来后就是洗衣服、洗被子。如果是三伏天，就抱着一床凉席到宿舍的房顶上去睡，因为上海的夏天很炎热，宿舍里也没装电风扇，更不用说空调了。

虽然已经离开母校很多年了，但我对徐汇校区的那个老游泳池还记忆犹新，印象中，在游泳池旁边有艘鱼雷快艇，首部有一挺机枪，两舷各有一座鱼雷发射管，它引起了我的兴趣。一有空闲，我就一个人走到那里，钻进舱室，仔细端详，当时觉得挺好玩的。我开始对舰船有了点认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上天眷顾我，让我与舰船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些年的工作中，我确实感到交大的课堂教学、实验、社会实践和毕业论文的各个环节里，都在向学生传授一种学习和思维的方法，所以交大的学生在科研方面很容易上手。我儿子也是在交大念的本科，2010年毕业。他学的是船舶工程，我和他交流过，发现他们现在读书跟我们那时完全不一样。现在实行的是学分制，用计算机选课，所以必须得有电脑，要不然你就选不到好的老师了，我们那时课程都是学校统一安排好的，比较被动；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我们那会都有班干部、辅导员管着，现在好像不太有人管了。时代在变，学校的组织管理和学习模式也在变，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