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金融实践与思想探析
刘志英(1)
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工业、教育与政治的发展。张謇认为，近代工业发展与现代金融密切相关，“农工商业之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融通。近十年来商场之困顿，不可言喻。盖以国家金融基础不立，而民间钱庄票号等金融业，索索无生气，重以倒闭频仍，信用坠地。于是一国现金，非游荡而无所于归，即窖藏而不敢或出。总之金融家无吸收存款之机关，无以供市场之流转，遂至利率腾贵，企业者望而束手。于是而欲求工商业之发展，虽有智者，无能为役，此亦謇所亲历，故知之甚深。窃以为为今之计，惟有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励行银行条例，保持银行、钱庄、票号信用。改定币制，增加通货，庶几有实业之可言”。(2)而张謇的金融思想是与他的经济实践分不开的，思想理论来源于实践活动，张謇平生的实践活动是他金融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本文将对张謇一生的经济实践与金融思想做一探讨，(3)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张謇的股份制与证券市场、公司债的实践与思想
大生集团是张謇近代企业的起步，同时也是张謇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的融工业、农业、商业、金融等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然而，大生纱厂在初创的过程中也是十分艰难，张謇为筹集资本，几经挫折，从1895年秋创议至购机建厂开车，共历时44个月。开始时原拟商办，张謇对当时南通的大地主陆海贵、徐秋谷、冯聘三等人极力拉拢，然而效果不佳，大生纱厂的入股者最少的只有37两。(4)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张謇往来于上海、南通、海门，联络当时江浙一带的富商，经过两个多月的奔忙，才邀集6名商人勉强答应入股：上海广丰洋行买办潘华茂（广东人）、洋行买办郭勋（福建人）、宁波富商樊棻（浙江人）、通州花布商刘桂馨（通州人）、通州关庄布商沈燮均（海门人）、陈维镛（海门人）。(5)拟集资60万两，至次年秋，沪董因见纱市不利，首先退出，接着通董亦推翻成议，要求退股。不得已又创官商合办之议，奔走官商之间，而商人畏难而退，官又空言不可靠，张氏则舌痹神疲，最后仅得创业资本25万两，除各项开支外，作为流通资金的只有四五万两。(6)大生纱厂初定的25万官股，主要以官机做本，25万商股则经过五六年之后才筹足。(7)可见，企业资本筹集之不易。
1894年甲午战后，出现投资设厂热潮，华商的证券交易市场也相继建立，无论是在1914年建立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还是1920年创立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张謇的大生纱厂都进入交易所进行交易。
甲午战后建立的民族工商企业如：裕源纱厂、大生纱厂、商务印书馆、江浙铁路公司等的股票进入市场。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以九江路渭水坊为会所，并附设证券买卖市场。其制度形式，仍沿袭茶会旧制。但各项设备与规模渐具，集合有一定场所，交易有一定时间，买卖有一定办法，佣金有一定数额，(8)该公会交易的股票有招商局、中华书局、大生一厂、大生三厂、既济水电公司、汉冶萍、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20种，后又增加交易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股票。随着股票商业公会业务的蒸蒸日上，会员获利颇多，原以股票为副业的会员纷纷转而以股票为主业，并且在各自店前挂牌设立股票公司，在上海的福建路、九江路、汉口路一带举目皆是，蔚为大观，形成热闹的华商股票市场。(9)
正是因为张謇自己创办的企业采取了新式的股份制公司制度，同时积极进入证券交易市场上市交易，他才感受到建立公司制与证券交易所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当1913年9月11日，张謇出任北京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后改为农商总长）之后，积极推进公司法与证券交易所法的制定与颁布。
1913年12月16日，张謇呈文大总统，修改前清《公司律》，增多二百余条，颇为完备，改称《公司条例》，并交付国会议决公布。1914年1月13日，《公司条例》正式公布，共有251条，较清代《公司律》131条多了120条，明确了公司的性质，“以商行为业而设立之团体”，“凡公司均认为法人”，受到国家法律之保护。公司共分为四种：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限公司。并详细制定了四类公司的设立、对内外关系、股份、董事、监察人、公司债、变更、破产、清算、罚款等各方面的条文，(10)《公司条例》是近代中国有公司企业以来制定的最为完备的法令。
1914年，在时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的积极推动下，北京政府农商部拟定了《证券交易所法》（八章35条），并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实施。次年5月5日又有《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及附属规则13条的公布。《证券交易所法》及其施行细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关于证券交易的法规，它以日本明治二十六年《改正取引所法》为蓝本，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对证券交易所创设的具体条件与必备手续，申请注册程序具体要求，证券交易的种类及基本的交易规则，证券经纪人与职员的资格，经纪人的申请程序以及证券交易所的违法处罚，均作了相应的规定。(11)
《证券交易所法》的颁布为近代中国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以法律形式来保障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和正常经营，并规定不允许外国人插手其间。之后，根据这个法令，从1916年始，在全国不少城市陆续有了筹办证券交易所的活动，标志着近代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交易所时代。
从1921年5月1日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市场公告——《证券部现期买卖纲目》可知：在该所上市交易的现期买卖证券种类主要有“公债票”和“股票”。“公债票”：元年六厘公债上海付息、元年六厘公债北京付息、元年六厘公债南京付息、元年八厘公债、三年六厘公债、四年六厘公债、五年六厘公债、七年六厘长债、七年六厘短债、八年七厘公债、九年金融公债。“股票”：中国银行股、浙江兴业银行股、交通银行股、通商银行股、四明银行股、劝业银行股、民新银行股、上海银行股、商务印书馆股、中华书局股、华商电器股、招商局股、宁绍公司股、汉冶萍股、大生纱厂股、和丰纱厂股、华洋德律风股、面粉交易所股、本所股、振泰纱厂股、大中华纱厂股、南洋烟草公司股、英美烟草公司股、荧昌火柴股。(12)
张謇不仅将自己的企业股票交到证券物品交易所去上市交易，同时还积极支持设立南通交易所。1921年9月，南通成立了“南通棉业、纱业、证券、杂粮联合交易所”，交易所股票每股面值50元，总计24 000股，总股本为120万元，股东多为南通地区钱业和花纱布业的资本家、大生纱厂股东和高级职员。(13)张謇在该交易所的开幕式上致辞：希望在南通交易所成立后，“南通之经济社会，须使因有交易所，而感受调剂之福利，毋使因有交易所，而感受破裂之危险。此则交易所唯一目的”。(14)但是，事与愿违，交易所的创建并没有按照张謇的理想发展，南通交易所也在1921年“信交风潮”中倒闭。
公司债（Debenture），即股份公司在遇资金必要时，依一定形式，从公众或某特定人，借入一定金额，并约定日期偿还的有价证券。公司债的发行方式，通常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发行系由发行公司，不经第三者之手，直接以债券向社会公众募销。间接发行则系由发行公司，委托银行、信托公司或其他金融机关，代理推销一部分或全部债券。直接发行系产业发展初期所采用的方法，优点为手续简单，费用节省。但采取此种方式发行债券，往往分布不广，且范围狭小。间接发行因经过一层或多层中间机构的活动，故资金募集较易，且由于证券市场继续性交易的存在，债券的行销更为顺利。
在近代中国，公司债的发行大大晚于股票与政府公债，其种类通常以财产为担保之公司债为主。而在上海，公司债首次通过市场发行是从1921年上海银行公会及钱业公会联合组织银团发售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开始的，其发行方式一开始即采取了较为先进的间接发行，足见上海金融界对公司债发行的重视，而此次通泰盐垦五公司债发行的成败又关系着公司债这一新生事物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上海银钱业之所以选择通泰盐垦五公司作为首发的公司债，主要因为：该五公司——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五垦殖公司，为著名实业家张謇、张叔俨等创办，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謇首倡将从前淮南淮北各属煮盐改为盐垦兼营，创立了通海垦牧公司，经过20年经营而卓有成效，继后相继建立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新南、大祐、大阜、大纲、新通、泰源、中孚、华丰、五祐各公司，统计通泰各属，可耕之地，约有500万亩，每亩产花，以年60斤计，年可收获3千万担，价值六七千万元，每亩若将来价值20元，可值1万万元，以每一佃户种25亩，每户人口3人计，可养活六七百万人，通泰各盐垦公司中，最大者为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五公司。(15)
到1921年前后，各公司收入短绌，负债日增，而兴工施垦需款甚巨，临时调汇，利率甚重，期限尤促。各公司为轻减利息负担，促进公垦，商议发行公司债。由各公司邀请上海银行界张公权到各公司参观，张謇回沪后邀集沪上各银行及钱业秦润卿，协同讨论，银钱业认为我国农业不振，亟待扶助，而公司债之制，在我国尤应及时提倡，使金融界实业界得以联合，互相发展，遂决议组织银团，代为经募。(16)于是，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发起承募通泰五家公司债票500万元，分两期招募，第一期300万元，第二期200万元，五年还清，每千元可分红田12亩。1921年8月6日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在银行公会召开银团成立大会，通过章程，选举董事，当场选定盛竹书、钱新之、田祁原、宋汉章、陈光甫、倪远甫、田少瀛、叶鸿英、吴寄尘9人为董事，主持银团一切事务。8月9日召开董事会，推举盛竹书为主席，讨论进行事宜，并推宋汉章、田祁原两人为银团代表，会同五公司代表在公司债票上签字。该银团除承募公司债票外，还组织农事试验场，聘请中外农业专家为委员，还前往美国聘定农业昆虫技师研究改良，试验场经费，由五公司与银团分任。(17)
根据合同可见，此次公司债的发行具有用途明确（专充公司清偿旧欠及扩广工垦之用，不得移作别用）、监督严格（由银行团公推稽核员分驻公司，监察账目，筹奖红地，由公司划分区域，银行团派员检定，确保债权者的利益）、担保确实（五公司未分地租及公司其他收入，尽先充此次公司债票还本付息之用，如遇青黄不济，或有不敷，由银行团会保障其到期可以还本付息）、利益优厚（除利息常年8厘外，每债额千元，可分筹奖红地12亩）四大特点。(18)
此次公司债的发行方式采取的是由上海银钱业公会组织银团认购一半，向社会公开销售一半。第一期发行300万，由银行团各银行认购120万，钱业公会认购30万，其余半数，则公开向社会招募。虽然以后的发行并不是十分顺利，但却是近代中国公司企业第一次通过现代金融机构组成银团发行企业公司债，这是开启先河之举，对以后公司债的发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总之，张謇通过建起大生纱厂，发行股票，募集股份，熟悉与了解了近代股份制企业，为民国之后出任农商总长，颁布《公司条例》与《交易所法》奠定实践基础，在这些法规的指引下，又进一步推动了交易所的建立，发行公司债更是开创了近代华资股份制企业的融资新平台，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张謇的银行业实践与发展现代银行的思想
在近代，金融可谓经济之命脉，属于百业之首，而银行则是金融的主体。同时，银行也是张謇较早关注并积极提倡设立的新式金融机构。张謇通过提倡银行设立，投资入股、所有权、经营权、信用制度等方面的实践，充实了自己的金融理念。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謇在《劝通州商业合营储蓄兼普通商业银行说贴》中，较早地阐述了自己对银行的认识，强调了创办银行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性：“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完不张，实业非有多数之母本不昌，欧美人知之，故广设银行，东人师其意，上下一心，合力次第仿效，三四十年之间，由小国而跻于强大矣，其根本在先致力于农工商……银行种类甚多，性质各别，其在民间者，大概以劝业为中心，以普通汇兑为手足，以储蓄为口鼻，导进饮食，吸嘘空气，以养中心而利手足，此则储蓄之转能也。”“东西各国，各种银行皆具，自无此虑。中国民智尚塞，商学未兴，安得各种银行同时并建，是今日为实业计，必先银行，为银行计，必先营储蓄而兼普通商业，以储蓄资普通商业之本，以普通商业资储蓄之息，一行兼之，尤为灵通而稳固，无锡周舜卿所设上海信成储蓄银行，即是此法。”为此，劝说通州商业诸君效仿上海信成储蓄银行，募集股本1万股，每股10元，筹建通州储蓄兼商业银行。(19)他希望能在通州境内开启建设银行的风气，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这些筹建银行的思想，为其在民国后出任农商总长期间力促筹建金融机构奠定了基础。
当1905年户部银行创立后，1906年，张謇再次对在中国建立银行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謇谓今日中国筹财政者，莫亟于养国家之信望，俾渐通官商之邮。出国家银行由国家饬令设立，予以特权外，民立银行，定政府入股之制，用人办事之权，由股东选举报部立案。不愿遵新制者听，此上策也；筹集管款，并招集商款，为商业模范银行，作中央银行之预备，此项总理，诚如原奏应由股东内选举，此中策也；若以共和国体银行之规制，而但利其可以受制于政府之下，遂以共和国所颁银行律之命令，强我国商人以服从，是寸木岑楼之喻也。……银行为实业之母，天下方待实业而兴，而户部先以银行为梏，其失不止北行南辕而已，影响所系甚广。”(20)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张謇对学习借鉴西方创立银行，促进中国实业发展就有了清醒的认识。
民国建立后，1913年3月，张謇奉大总统令督办导淮事宜，12月21日，复奉任命全国水利局总裁，在筹措疏浚之款之时，设立农业地产银行。(21)此后，在1914年4月17日，担任农商总长的张謇与财政总长周自齐共同商议，制定了《劝业银行条例》（53条），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批准施行，在呈文中，明确阐述了筹设银行的理由：“窃我国地大物博，夙擅天府之称，惟农工各业，囿于小成，未能宏大规模，扩充营业，推原其故，端由农林、垦牧、水利、工矿等项，非有雄厚资金，不足发展事业。而环顾国内，金融机关，既未偏设，农工借贷，尤苦无从，遂使地利未获尽辟，富源不克大兴，国计民生，胥受其困，亟宜特设银行，借以劝导实业。”(22)《劝业银行条例》规定，劝业银行专门“以放款于农、林、牧、垦、水利、矿产、工厂等事业为目的”，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资本总额定位500万元，分5万股，每股100元，营业年限60年，总行设于北京。并对劝业银行的营业、职员、股东会、劝业债票、公积金、监督与补助、罚则等进行了详细的规范。(23)
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真实感受到了利率偏高对发展民族资本企业的危害，如果长期借取高利贷，大生纱厂必将不堪重负。本来大生纱厂的余利应归股东，但鉴于工厂“支持之苦，筹调之难”，1901年，不少股东提出倡议将上年余利存厂，“股东迟入一年之赢余，厂中实享数万金之利益，同志赞叹，盖无异辞”。为此，从1901年开始，张謇决定缓发股东红利，均延迟一年支付，通州大生纱厂为此也要追加6%的利息。(24)此后，1908年，崇明大生纱厂分厂“议照正厂余利递迟一年，加六厘息发给之例。所有分厂官利，作为递迟二年，亦加周年六厘息补发。如开办费扣清，余利优厚，亦可提前补发”。(25)即便如此，也比当时的高利贷借款低，而且资金使用比较方便，这一方法既降低了利息开支，又解决了企业的流动资金问题，使企业与股东都皆大欢喜。
1916年，当中国银行遭遇到政局上好几次严重破坏，根本几乎动摇。先后为政府停止兑现风潮，北京政府对此要撤换中国银行的总裁，在此险象环生的情况下，股东们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股权联合会，大家推举张謇担任会长。(26)为此，张謇致电段祺瑞总理，发表了很严正的主张：“中国银行，自经风潮，元气未复，信用未昭，京行虽力求开兑，近复阻滞，行誉日见随，幸赖沪行艰苦支持，保全半壁，宋张二经理有功于行，无待赘述。为国计，为行计，正宜畀以久任，力加维护。乃近闻总行有移调张副经理之说，人言凿凿，未始无因，当此市面紧迫，行务杌陧，设有更动，不特本行无由进步，且于市面恐有影响，大局所系，关系重大，謇默察时局，博采众意，为行事前途，为股东血本，不敢缄默，务请饬该行不得逞私见而扰大局，幸甚。”(27)正是在张謇的竭力维护下，北京政府才迫于压力，放弃了这一主张，使风潮平息下来，而张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直到1926年逝世。
1919年，张謇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实业，试图建立专门为大生提供融资、信贷服务的金融机构，决定创办淮海实业银行，由于大生实业处于巅峰时期，淮海银行很快筹措资金125万元，1920年1月，淮海实业银行宣告成立，总部位于南通城区濠阳路路北一侧的新建成的西式楼宇，9月，上海分行成立。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受到金融风潮和水灾的影响，流动资金几乎枯竭，唯有闭歇一途。1924年，淮行只保留了海门分行，1925年，淮行保存机构，停止所有业务，体面地实现了破产。(28)
1921年年底，交通银行的董事会会长梁士诒接任北京政府的内阁总理，1922年初，直奉战争爆发，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失败后退出关外，而其支持的梁士诒因战争祸首罪而遭到通缉。梁士诒内阁变化，因交通银行与交通系之关系，交通银行受政局动荡的严重影响，立刻随着政变渐入紊乱不稳的状态。本来有人主张将交通银行取消，归并于中国银行。(29)到这个交通银行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22年6月，交通银行第十一届股东会选举张謇为总理，钱新之为协理。在其主持之下，为挽救危局，对交通银行的业务采取了不少措施：首先是维持其中央银行的地位，要避免与政府过分亲近，而造成银行资金困难与危机，但更要行使作为国家银行的职权，拥有发行权和国库的管理权；其次是采取稳健的营业方针，强调交通银行的营业主旨是工商业；第三，完善放款制度和积极清理旧欠；第四，整顿行风，创设行务会议新模式。(30)通过这一系列的整顿，交通银行渡过了难关，走出了1922年至1923年的低谷时期，其行务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张謇的银行理论是相对完整的，纵观他从晚清以来有关建立银行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在论述近代银行的时候，不仅强调需要建立和发展中央银行来加强宏观调控，更强调需要创建各种商业、专业银行以及地方银行来积极拓宽业务，为政府与民资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张謇参与的银行实践也是相对成功的，为近代中国金融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总之，张謇一生不仅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立宪救国而著称，而且他也是近代中国，较早关注现代金融业以及金融体系建立的人，同时也是极少数较早提出建立自身金融保障想法的人，他力主建立完备的金融体系，强调只有建立银行和股票交易所等现代金融组织，才能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金融思想与其金融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他在创建自己企业体系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现代金融对于民族资本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张謇的金融实践是其金融思想的基础，而金融思想则是金融实践的反映和总结。
(1) 刘志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 张謇：《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1913年11月8日），沈家五编：《张骞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3) 目前学界对于张謇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主要集中于近代轻纺工业、教育以及立宪政治等方面，对于张謇金融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根据检索，现有的研究主要有：章开沅《张謇与中法劝业银行》，《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周新国、张进《张謇金融现代化的理念与实践》，《北方论丛》2004年第1期；张敏《论张謇现代金融体制理念的思想渊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张启祥《张謇与危机中的交通银行》，《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羽离子《大生集团早期金融事业的兴衰》，《南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再研究。
(4) 张寿彭：《论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的性质》，《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5) 王敦琴：《传统与前瞻——张謇经济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6) 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63—764页。
(7) 《大生纱厂股东会提议》（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三）》（实业录）卷四，上海书局1931年影印本。
(8) 《上海证券交易所复业前后》，《财政评论》第15卷第4期（1946年10月）。
(9) 奇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概况》，《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5）财政金融，第282—283页；邓华生：《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10) 《请准用清代资政院所拟商律为工商现行条例给大总统呈文》（1913年12月16日），《公司条例》（1914年1月13日），沈家五编：《张骞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6页。
(11) 有关这一立法的详细研究，参见拙作《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8—72页。
(12) 《证券物品交易所设现期交易（续）》，《申报》1921年5月2日。
(13) 张敏：《论张謇现代金融体制理念的思想渊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14) 《南通联合交易所开幕辞》（民国十年辛酉），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三）》（实业录）卷六，上海书局1931年影印本。
(15) 《中国第一次发行之公司债》，《申报》1921年7月28日。
(16) 《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报告》，《银行周报》第6卷第31号（总第261号）（1922年8月15日）。
(17) 《公司债募集成绩之优美》，《银行周报》第5卷第31号（1921年8月16日）。
(18) 《五公司债票述要》，《银行周报》第5卷第31号（1921年8月16日）。
(19) 《劝通州商业合营储蓄兼普通商业银行说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三）》（实业录）卷二，上海书局1931年影印本。
(20) 《论银行致铁尚书函》（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三）》（实业录）卷四，上海书局1931年影印本。
(21)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198页。
(22) 《关于拟定劝业银行条例理由给大总统呈文》（1914年4月17日），沈家五编：《张骞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页。
(23) 《劝业银行条例》（1914年4月17日），沈家五编：《张骞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289页。
(24) 《通州大生纱厂第二届述略》（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二月），南通市档案馆等编：《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Ⅰ）》，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25) 《崇明大生纱厂分厂第二届说略》（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南通市档案馆等编：《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Ⅰ）》，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245页。
(26)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269页。
(27) 《为中国银行风潮致段总理电》（民国五年丙辰），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三）》（实业录）卷五，上海书局1931年影印本。
(28) 周新国、张进：《张謇金融现代化的理念与实践》，《北方论丛》2004年第1期。
(29)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271页。
(30) 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1907—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