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科考试中的奇闻趣事

闹剧般的命运——大西国武状元张大受

根据大量史料分析，大西国在四川确实可信的应有三次科考：

甲申年（1644年）农历十月（乡试、会试联合考试）；乙酉年（1645年）农历八月（乡试、会试联合考试）；同年农历十二月（增补“特科”考试）。

关于大西国首次科考情况（人数、状元人名），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计六奇（1622—？）生动地叙述了科考中的闹剧（以下除极个别字句略处理成白话文外，基本上如实照录史料）：

武状元张大受，成都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

群臣为讨好张献忠，争先恐后进表疏称贺：“真乃奇士，古今所未有。”张献忠欢喜不胜，赏赐金币、刀马至十余种。次日，张大受入朝谢恩。次早，张大受复入朝谢恩；诸臣复再拜贺。张献忠大悦，特召画家为张大受画像，又大宴群臣尽欢。张献忠复赏赐美女四人及佳宅甲第和家丁二十人。

次日，献忠坐朝，文武两班方集，鸿胪官唱唤：“新状元午门外谢恩。”张献忠忽皱眉说：“这驴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就心上爱得过不得，咱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

诸臣承命，即刻便将张大受绑去杀之。

张大受中状元后三天被杀，是中国武举史上最短命的一个武状元。

顾山贞在《蜀记》中，记载了科考后的另外一个悲剧：

探花熊某，是什邡县老童生，年近六十岁，对策中有：“西蜀一隅之地，游其中者如井底蛙，不足与大有为。”张献忠见了大怒，吼道：“这老狗嘲笑老子是井底之蛙。给老子剐了。”

其实，熊某的本意是祝愿张献忠一统天下，不可得蜀后就骄傲自满，不想却自寻死路。

以上记录的大西国第一次科考，在中国科举考试史上最具闹剧色彩。这不仅说明张献忠喜怒无常，还反映出他对优秀人才既想利用又严加防范的矛盾态度。

清代109次武会试及武官品级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截止，一共进行了109次，比文科少了3次。也就是说，武科应当总共产生109名武状元、109名榜眼和109名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应是327名。但现在有记载可考的武科三鼎甲是293人，其中有籍贯可考者267人。109名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确知其籍贯者只有95人。这95个籍贯清楚的武状元中，直隶最多，共28名，山东13名，浙江8名，江苏7名，河南、山西各5名，广东、甘肃、福建、顺天各3名，江西2名，陕西2名，京卫2名，四川1名，贵州1名。此外，汉军旗6名，满军旗3名。

四川在清代只出了一个文状元骆成骧和一个武状元彭阳春。原因是四川在明末清初遭受了损失，适合文武科举的人才相对减少。

清代规定：“武职以行武出身为正途、科甲次之”，故武科地位不及文科。武举人一二等充任营千总，三等充任卫千总。武进士的地位相对较高，除挑选侍卫外，可补参将、游击、守备等官。

《清史稿》记载了武科进士的具体待遇：

初制，一甲进士或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其后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营、卫守备有差。

这里略作解释：按清代兵制，驻各省武官最高统军官叫提督（正二品），下设镇（总兵，从二品）、协（副将，正三品）、营（参将从三品、游击正四品、都司从四品、守备从五品）、汛（千总正六品、把总正七品）四级，逐级统属。

文武官员虽然为同一品级，但是论地位，武官仍低于文官。例如，率领四五百个士兵的正七品把总，决不能和正七品、人称“父母官”的县令相提并论。

武会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由各省乡试后取中的武举人参加。会试在九月，凡武会试中试者，均可参加当年的武殿试，再经殿试后即可中武进士。

清代一共进行了109次武会试。每科参加武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进士录取额大约在十几人中取一名。武举人会试即使落第，按规定也可到兵部注册，依据个人成绩分为三等，授予武职。

武举试子最怕内场考文

在清代，四川考武举之地在成都北较场（原成都军区机关所在地）。邻文殊院一侧平时冷清，而乡试时设“武棚子”，市民到时游乐观看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成都竹枝词》中收录的《锦城竹枝词》中说：“‘北较场’考武举人，‘文殊院’侧武棚邻。闲时芳草行刑处，秋夜萤飞讶鬼磷”。诗作者自注：“武生每到科场年进省，操演处各武棚子，自‘文殊院’至‘北较场口’，比邻而居……”

四川武乡试每届录取人数，大致为61人。

武林好汉们不怕考武，最怕的是第三场考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考试）。最初是考策、论（“策”相当于问答题，“论”要求根据《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古代兵书，按试题写篇议论文）。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谈到武举考试情况。

有年他当顺天府乙酉科武乡试的主考官。考生文化水平很低：“其策有极可笑者”；还有把“一旦”二字当作“亘”字，“丕”字又当作“不一”两个字……原来武人带进考场作弊的“夹带”小本，字画甚密（当时是竖排文字），武人文化低，不能分析，所以抄错。

武生雇用“枪手”替代进场考试已成了顽疾。乾隆九年（1744年）的武科考试，四川巡抚纪山密令手下考试时“遍行稽查”。结果一下子就搜拿到藏在考场内的郑思诚等25个“枪手”，当即审讯“按律分别咨革治罪”。

第二天第三场考试时，在1117名武生内，又搜出挟带作弊书籍的杜芳、陈廷仪、夏应鹤三个武生。纪山下令将这三人“枷号贡院门首，候满日发落”。

嘉庆皇帝时，考虑到这些“武棒槌”考策、论牛头不对马嘴，弄虚作假总是难免，干脆废除了策、论，只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仅百字左右）。所以内场考试已名存实亡。

武人被视为鄙俗和考官戏弄武生

中国历来重文轻武，武人被士大夫视为鄙俗。清代，文科殿试揭晓后，新科进士姓名要刻在进士题名碑上（这些碑至今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如今要查找某地区历史上的文进士，比较容易。

而武科既无题名碑制度，也很少有专载其事其人的书籍。所以现在研究武术史，要查找一个地区的武举人、武进士，非常困难。

在待遇、仕途发展等方面，武科远不如文科。武科状元、榜眼、探花，往往只能在军队充当中下级军官，能进入权力中枢的凤毛麟角。而文状元出将入相者，不胜枚举。

四川近代著名学者任乃强，曾叙述考官蔑视、戏弄武生之事：

我的父亲是个武秀才，担任过武学教师。武秀才与文秀才，皆由文学台考取。学台全是文官，对武考极其轻视。清末，瞿鸿机（慈禧太后的宠臣）作四川学台时，厌恶应考武生。每临试场，随意点几个人的名字考试便罢。未点名不得应考，纷纷控诉。他乃捉弄武生，忽然传牌宣布在某处点考，待武生齐聚候点时，他点了十来个人考试后，又宣布改在某处点考，如此捉弄若干次。武生步行奔跑衣冠零乱，呼吸急促，仍多不得点名入试。相与大怒，夺取卫士刀、矛、弓、矢，奔向学台。瞿惶惑逃避……我闻张表方（即张澜）先生言其如此，其事出在保宁（今阆中）……举此事，可以说明清末武科被儒士轻蔑的一般情况。

如今，一些文章往往套用文科举的功能和评价，对武科举历史人物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有过分拔高的倾向。学者研究武术史，应当注意这种“文武偏差”，不能让严肃的历史研究，走向轻佻和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