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民族学研究的理论源流
在人类的历史实存中，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0]面对如此基本的事实，经济分析在力图解释不同民族的社会组织的方式和机制的过程中，展示出其基础性的作用。经济民族学的理论聚焦点是在民族层面上所展开的社会经济活动，并非一个充满了张力的、拼凑的新词，而是一个具有深厚渊源的历史存在。它的理论传统溯源于经济学和民族学/人类学两大场域。
经济学是经济民族学得以立足的一个重要场地。尽管在今天的肤浅印象中，经济学是一门教人发财致富的学科，但事实的真相是，经济学是在经济的社会关联性中才得以展开和形成的。中文“经济”一词的最初涵义是“经邦济世”，透出了把物质生产的行为、过程与结果视为社会管理和控制的一种工具或手段的意向。“经济学”一词在古希腊得到最初表达时，oeconomicus也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而亚里士多德把它引到所有物或财富这种更为具象化的对象上。[11]威廉·配第则以“政治算术”之名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最初理论基石，由此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在很长时期中的聚焦点是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非财富的生产本身。“对历史的分析，对社会整体性的理解，对道德哲学、社会价值及理想的社会秩序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介入和社会实践的论述”[12]，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四大重心。由此形成了经济分析的两个基点：一是手段-目的的分析；二是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所引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果，也就是“经济”对维系社会存在条件的寻求和努力。在后一个基点上可以看到，社会由不同的人类群体所组成，当人们以民族分类的方法来归属这些不同的群体时，民族就成为不同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从而，经济分析在本质上就是“民族”的。
现代社会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变革，就是以往一直局限于家庭经济的主动性和依附性冲决了家庭与地域的樊篱，整个经济活动的基础外在于家庭单位，从而使经济领域成为一个公共领域，经济活动所具有的公共目的性质，也从一开始就赋予了经济学浓厚的“公共管理”的色彩。正是基于此，“个人利益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成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口号[13]；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依赖于《道德情操论》关联到的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等所奠基的更深的思想源流；西斯蒙第“宣讲这样一种福音：经济学的真正客体是人而不是财富”，从而“再一次鼓吹国家干预经济事务”[14]；在19世纪的知识领域发挥了主要和普遍影响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运用》中，再三强调了该论著与其他经济学论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具有道德的情调或气氛”[15]；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在19世纪“所有的主要分析家中，就只有马克思在原则上自觉地保留着经济类型的范畴的阶级涵义”[16]，从而着力凸显了经济理论的社会内容。而许多经济理论被人们定格于“庸俗”，尽管这是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却也透露出这些理论为特定阶级利益辩护的关联性……
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每一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17]在经济活动的公共领域内，每一个人的经济行为都直接立于个体利益的基点，但却同时紧密地关联于公共利益。“表现为全部行为的动因的共同利益，虽然被双方承认为事实，但是这种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动因，它可以说只是在自身反映的特殊利益背后，在同另一个人的个别利益相对立的个别利益背后得到实现的。……同别人利益相对立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对立面即一般社会利益的实现。”[18]这种二重性在形式上使经济活动表现为个体的自由选择，而在实质上却使民族或国家成为个体利益博弈最为基础性的背景条件和保障。哈贝马斯就认为，早在重商主义阶段，“民族经济和地域经济随同现代国家一起发展起来了”，它开启了“城市经济民族化进程”。[19]也正是这种实质内容，使现代经济的进程同时表现为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
唯其如此，作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配第的最有才干的追随者达文南特，曾在1699年发表了《关于在贸易差额中使一个民族成为赢家》的论文[20]，到了1881年，杰文斯也直接以《理查德·坎蒂隆与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为题，把坎蒂隆以不同民族历史为背景而撰写的《商业性质概论》评价为“关于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是“政治经济学的摇篮”。[21]
在经济学领域中，历来存在着“普同性”原理与“相对性”原理的分歧。前者认为较抽象的经济科学原理是普遍适用的。经济理论建立在一些假设和抽象的条件上，并不是要完全复述经验现实。这些原理在分析和解释实际经济现象时受到假设条件的制约，但至少有一部分能贯穿到所有的经济推理中。而后者认为，适合于任何一个特定时代的经济理论，只是相对于那个时代的特殊条件而言的，不能把它视为永恒不变的、适合于任何一个时代的真理。如先于《国富论》9年而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第一次以相当规模的篇幅阐述了这一学科名称的定义，并坚持“相伴环境几乎使一般规则毫无用处”的观点，而提出由于政府形式、法律和风俗习惯等的不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22]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3]，它不可能对一切民族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英国的理查德·琼斯特别强调了李嘉图地租理论的运用具有时空的局限性：这个建立在个人所有制和自由竞争假定上的理论，既不适合于以联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东方社会，也不适合于诸如永佃制和分益佃耕制；从时间上说，也不能在中世纪那样的经济形态中成立。李斯特1841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就明确指出，宣扬自由贸易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立场，是把只对英国正确的东西错误地适用于全世界；他认为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生产率的条件是相对的[24]。
经济民族学的理论基点，就在于坚持每个社会都是独特的，都有自身复杂的发展史，都有各自的“精神”或“本质”，这是由民族特殊的生活模式、特定的历史经验基础或条件所决定的。这一理论基点表明，在世界历史的格局或全球化的联系中，各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发展，并不存在唯一的方式、道路和方向。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支持，德国在历史实践中摒弃了亦步亦趋的现代化赶超战略，以区别于英国并适合于本民族实情的独特方式和道路，迅速崛起为经济发达国家。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立于民族基点和历史特殊性的主张，把经济分析引上了更为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的分析进路。李斯特就区别了经济分析中的价值理论和生产力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分别论述了个人、社会、政治、自然等不同的生产力状态，指出“这些力量的综合主要决定于社会和政治情况”[25]，甚至辟“民族精神与国家经济”之专章。
然而，基于出发点差异，在任何公共领域空间，并非所有参与者都是同质而平等的；在任何公共领域空间，都存在主流与边缘，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张力。现代经济在资本力量的主导下，“在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我活动等等的假象下开始，并由于把私有财产转为人自身的本质而能够不再束缚于作为存在于人的本质之外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方性的、民族的等等规定，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而代之”[26]，由此形塑了以资本强势力量和利益为核心的普世话语。进而衍生出诸如“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等的变形表达。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存在中，以先进-落后的对应为前提预设，以落后赶超先进为基调，终于构建起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唯一模式、唯一方向的神话。然而，在主流经济学对一般原则的声言中，总是隐含着对某种特殊利益的强调。这在当下的全球化已把世界纳入一个统一市场体系的格局下尤为耀眼。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普世话语的实质是把资本内含的特殊性提升为一般性要求，把生成于西方的某种特殊性构组成一种与传统相对立的独特文明模式，并以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的声音，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而其“所谓普遍标准实际上只有局部的有效性”[27]。
正是在这种现实的文化优势和权力框架的支配下，民族经济深层的这些理论光辉和丰富内容，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普世话语所淹没，“民族经济学”（National Economic）的标识，也被译为人们普遍熟知的“国民经济学”。遗憾的是，以“国民经济学”面目出现的经济分析，也长期变形扭曲为主流经济学一般原理在具象层面的表达。
如果说，历史学派基于历史进程的差异性对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普适性提出了挑战；那么，随后的边际学派把价值判断领域引入到经济分析的事实中，作为经济学理论核心的价值理论便遭遇了文化差异的问题；而20世纪的凯恩斯学派对自由放任的挑战也把制度要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同样直面了文化表达的特殊性问题。可以说，即便在以同质性倡导一般原则的主流经济学中，也始终无法回避经济的民族性存在的问题，在“一国或穷或富的因素是什么”的命题下而展开的诸多不同民族国家的比较研究，实际上已呈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民族群体不同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在特定经济体系中所遭遇的地位和关系的配置差异，呈现了不同的经济类型、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目标差异，等等。其所隐含的要求是，不同的民族国家需要一种基于不同制度与文化环境的不同的经济学。主流经济学自身的衍变，都在不断地向这一基础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使经济学面对着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的探究。基于此，现代经济的同质性并不否认民族经济的存在资格，也就凸显了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性。
在民族经济研究获得拓展的民族学/人类学场地，民族经济研究的“真实”历史，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同样古老。它从一开始就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摩尔根在1877年写成的《古代社会》，就是以经济的分析为聚焦中心，而展开的对财富和政治关系的一个分析。在无数先驱学者的努力下，随同学科起步而展开的民族经济分析，形成了具有丰富资料性的经济民族史研究。
进入20世纪后，人类学对民族文化的解释，已不再满足于对仪式、风俗等一些文化事项的表象描述，而是把不同的文化事项关联于特定民族的经济生活，经济成为这一学科进行民族文化解释的一个重要内容、途径和要素。不少的民族志正是依凭这种深入的关联性分析而成就为经典。如威廉·科珀斯在1915～1916年的《人类学》杂志就发表过《文化人类学的经济研究》，马林诺夫斯基也以其对“库拉圈”交易的文化解读而闻名于世。而马克斯·乔治·施密特在1920～1921年所贡献的《文化人类学的国民经济学大纲》，则堪称人类学领域的一本杰出的经济分析著作[28]。20世纪50年代，不仅苏联学者提出了“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29]，而且也产生了以Ethno-Economic来表达的民族经济学，如波尔·博汉南（P.Bohannan）就在这一术语概念下发表了《提夫人的交换与投资原理》，用共同体内部特有的符码去解读不同民族的经济行为。以卡尔·波拉尼为代表的实体主义分析，强调了经济活动与社会制度的整体关联性，他们对货币、市场与贸易各自不同，以及内部和外部的起源的探索及其有关交换模式就是“社会整合模式”“社会系统的重要支柱”的理论论断，把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引向了社会整体性分析的进路。而在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实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形式范式、功能范式、制度范式、生态范式等不同的学派与范式的论辩中，把民族经济的研究或经济民族学确立为一个值得理论关注的领域。
在中国，对民族经济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
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古老的中华帝国裹挟进世界经济体系的旋涡，民族存亡和国家安全的政治要求，成为民族经济研究的根本性基点。在此历史总背景下，这一阶段的民族经济研究表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在民族存亡和国家安全的政治性基点上，民族经济的研究是在不同学科和不同实践领域的多元力量推动下兴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是清末民初普遍兴起的边地、边政的考察、研究和建设实践，如云南殖边机构的设置等；二是20世纪30～40年代不同学科的前辈学者对不同区域的农村经济和部分民族群体所做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如20世纪30年代由杨成志率领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对广东北江瑶族和海南岛黎族、苗族的调查[30]；1934年佤山班洪部落对英军入侵的抵抗所引发的中英滇缅未定界考察，带来了凌纯声、芮逸夫、陶云逵等对滇缅未定界内的佤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等民族的调查[31]；1935年费孝通和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对花篮瑶的调查、费孝通对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1940～1945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魁阁”工作室对禄村、易村和玉村所进行的系列调查[32]；江应樑对云南傣族、四川凉山彝族的调查；任乃强、马长寿等对川藏地区藏彝走廊的藏、彝、羌等民族的调查；等等[33]。
其二，这一时期可称为中国民族经济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起步阶段。经济资料大多杂陈于民族调查的整体性资料中，主要呈现为前辈学者基于学科、学术等个人旨趣而展开的个别性和零散性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化的专门性研究队伍。
但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总体性的状况，并不会由此而贬损这些调查所具有的资料性的重要价值，也不会遮掩其研究成果的学术光辉。其中，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对华东、华北和华南的众多乡村调查和研究，展现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在外来强力支配下急剧变迁的动荡状态。江应樑在12年内数度进入傣族区，遍及西双版纳经临沧而至德宏的广大区域，为我们贡献了研究成果《摆夷的经济生活》[34]。田汝康用持续将近一年的时间对芒市傣族的田野考察，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调查报告《摆夷的摆》。[35]马长寿两度进入凉山，经近一年之久实地调查而完成了《凉山罗彝考察报告》。[36]芮逸夫参与长达3年的中英滇缅未定界考察获得后续成果《拉祜族的经济生活》，对虽已受到外力影响，但仍主要囿于旧有轨道而运行的傣族、彝族和拉祜族的经济生活常态，第一次给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全面勾画。这些研究成果无论在资料价值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为当前中国民族经济的研究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意义。
第二阶段：20世纪50～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为了实现保障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政治目标，在1953年启动了民族识别这一“国家工程”。来自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的中国学者以及许多不同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参与了这一国家任务，也同时使其成为中国民族学的创举，中国民族经济研究也由此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无论从学术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民族识别工作或许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会有众多不同的评说。如整个民族调查是立足于政府基点、主要聚焦的是阶级关系，等等。但无论从任何角度，都不能低估或贬损民族识别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贡献、丰富的价值和深刻的意义。首先，中国56个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面貌第一次得到了系统全面的展现，为中国民族经济乃至整个民族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其次，正是中国学者对民族识别工作的积极参与，构建了中国民族经济乃至整个民族学成规模的专业性研究队伍，当年的参与者成了中国民族研究队伍的基干力量。
可以说，20世纪后半期中国民族研究，都是在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所奠定的资料搜集和人才储备的基础上展开的。作为一个后来者，笔者向这一伟大的工程及其前辈参与者表达最深的敬意。这一阶段的研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启示：50年代的民族识别完全立于政治性基点的推动，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政治基点的转换，也导致了整个中国民族研究在“文革十年”几乎全面停顿。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点确立，使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状况和发展的问题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同时，50年代民族识别中所完成的大量民族调查资料，在80年代初作为国家民委五种丛书之一先后大量公开出版；由于经济学领域学者的加盟而引致众多学科的加入，也促进了民族院校对民族经济研究人才的培养。由此开启了中国民族经济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期，中国民族经济研究的专业性队伍也在此时初具规模。
这一阶段可细分为两个时期：
1978年至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在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大体呈现为对少数民族经济概述，以及立于政府基点、地域基点和具象基点对这些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对策性研究。这样的基点使“民族地区经济”成为一个普遍流行的提法；而在具体的对策性研究中，财政收入也成为最普遍运用的考量指标。这样的基点，忽略了在最近百余年中获得普遍优势的进化论预设，使现实的民族场域在得到了诸如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化等一系列的分割和变形表达的基点上，民族经济的观察与研究受到了初次预设的潜在规约。在把这种理论预设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的“真实”，进而从“政府”或“区域”的基点来面对民族经济现实的具体问题时，实际上又进一步预设了民族与政府、民族与区域的绝对的同一性或一致性。然而，从民族的基点出发就会看到，在同一地域、同一经济进程中，只要有不同民族集团的参与，由于各自参与的方式不同，所处的地位不同，利益的分配不同，他们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多少的问题就马上凸显出来。
正是这样的研究基点的局限性，使该时期的民族经济研究也遭遇了尴尬：它使主流经济学领域的不少人误认为“民族经济”或“民族地区经济”是与区域经济学的简单叠加，从而断然否定民族经济的特殊性；而在民族学领域，也由于它缺乏文化与社会的分析，使一些人长期不愿意接受它。但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一起步性的研究中，形成了规模化的民族经济研究的专业队伍。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民族经济研究进入了一个多学科加盟、多元化研究视野的新时期。在理论、历史与现实问题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理论、不同视角的交流与论辩。这种多元化的研究局面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民族经济问题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民族经济的分析在本质上是一个总体性的分析；民族经济研究的发展，有赖于更多的学科、更多的学者的参与。
经济民族学是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中实现的。但是，如果仅仅把这个新学科的产生，视为原有的经济学与传统人类学简单相加的结果，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往往也意味着对一种新视野的寻求和新的研究方法的确立。经济民族学的产生，就是看到了，无论经济学还是文化人类学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看到了经济所具有的物质的、数量的属性，并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以往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上所做的那些表层分析，并不能洞悉经济的结构。正如多尔顿所说：“只是因为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和组织中间具有一种结构化的生活方式（mode），社会才有了‘经济’”[37]，以此为人们的生存需要提供了连续不断的和周而复始的结构化供给，产生了若干为保证这种供给的制度。经济民族学的意义，就是要跨越原来的学科樊篱，去探寻潜藏在经济制度底下的深层动因，以及决定这些动因的系统。
经济民族学所聚焦的是对“经济”的关注和以民族为基点的分析。“经济”意指人们为控制生产、消费和衣食住所的循环流通而构建起的社会关系。而民族基点的分析意指对活生生的人们的直接观察和对其最近历史资料的整理。其首要的是关注于原始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如奥蒂兹等人认为，理论性的论辩，从最好的情况看，对关注经济的田野调查者只具有次要意义，从最坏的角度看，则是一种不相干。[38]而格雷戈里和奥尔特曼则认为，理论论辩的焦点，是“理论”与“原始证据”间的一种区分。不同的首倡者站在适用性和解释力的立场，主张其特殊的理论。对经济民族学来说，田野调查并非对事实的被动记录，而是一个卷入直接观察，甚至有可能是参与被调查者日常生活的分析过程。每个具体环境在某些方面都有其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给予了田野调查者收集新资料、形成新思想并发展新的研究方法的机会。马林诺夫斯基所强调的，是在深厚的原始资料基础上，以历史、政治和理论的运用，形成比较的方法[39]。
如果说，经济民族学关切的是微观存在，那么，它所需要的并非微观视野，而恰恰是宏观视野。换句话说，它往往以总体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为聚焦，但其并非是一个无形的隔离种群。以此而展开的比较分析表明，我们已不能把其研究视野，界定在按“原子”式的分类所给出的狭窄范围内。它提示人们关注各种社会判断和认识背后的文化机制，为人类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实现对自身境况的理解和展望，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该方法“含有需要对社会科学的宽泛议论进行相关调查的一种认识，并进而认识到社会调查特有的缺乏及其特殊困难”[40]。这也表明，尽管经济民族学首要的关切是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但所有研究经济的人都必须介入某些类型的二次资料分析。如早期人类学者的重要代表泰勒，在1888～1889年的《人类学研究所杂志》发表的《论对制度的发展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就强调了统计方法的运用[41]。“从理论上说，人类学分析的直接观察方法，陷入了一系列明显矛盾的综合：它是一个规范的科学探讨，却又包容非规范的探测和试验；它使用统计资料的收集技术，又对不可量化的关系给予特别的关注；它关注本土的观点，却又采取了外来者的视野；它是理论的表述，但又摆脱理论的偏见；它的方法是归纳和经验性，而又包容推理的演绎；它是政治性的表述，而又不从事不加批判的鼓动。说到底，人类学研究的直接和间接的方法构成了一个辩证体：对特殊性的直接观察是一般分析的基础，而一般理论也表述了直接的观察”[42]。这样，也有不少学者展开了宏观的分析，如莫斯的《礼物》、波拉尼的《大转型》等，他们虽未能参与原始资料分析，但却以宽厚的时空视野，进入到二/三次资料的分析中；进而在人口和地理的限域中，进入了一个更大的范围。
这些事实，便是我们相信经济民族学的研究能为经济思想的发展有所贡献的基础。基于经验基础实地考察和运用比较方法发展起来的一般理论，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在经济民族学中结合为一种相互反馈的关系，使人们从经验的、概念的和理论的水平上，彻底改变了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的理解。因此，对以狭窄范围的扩展，来获得对经济关系复杂状态更大理解的经济民族学来说，这些不同的方法与其说是对立的不如说是互补的。
例如，在对一个具体村庄的研究中，谈论家庭的“平均”便站不住脚，因为这个结构含混了经济不平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平均”的方法与比较方法是相矛盾的，比较的方法会去审视有地和无地家庭之间的关系；又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托莱人使用“贝币”传送氏族土地的同时，也为世界市场生产诸如可可、椰肉干等商品性农作物，像工资劳动者一样工作，并经营商务企业。这样，经济民族学聚焦于所有复合状态中的具体经济的分析，而不是去验证诸如抽象的工资劳动的属性。有关经济的原始资料是更高层次抽象的基础。但原始资料分析与三次资料分析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简化，也并不成为哲理论争的主题。
如果把理论理解为以证据支撑的一种观点或提出一种观点，那么，显而易见，经济民族学的研究是一个理论构建的过程。如果田野调查在一个开放的思想和创造性的方式中进行，就必将展现新的概念、理论和证据。理论著述及其术语应被视为许多输入中的一套装置，而不是视为一个用于一般性资料的机械工具。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
先入为主对任何科学工作都是致命的危害，而对问题的预示则是一个科学思想者的主要资质[43]。
直接观察与原始资料的收集和具体观点的检验相关联，并以间接分析的方法来完成研究；这就关联到检验更具抽象观点的二次资料的收集。二次资料分析的更为广阔的比较视野能指导人类学的调查；同时，原始资料分析也能促进新的一般理论的发展。没有“自我”的知识，也就不能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反之亦然。这样，对经济的本质所提出的问题和假设的公式化，有关经济史的知识，以及对世界经济中当代政治发展的意识等，为经济民族学理论预设了一个全面性的基础。资本主义的成长与扩张，已造就了一个由许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全球经济，同时也造就了一个确切的经济阶梯层次。这便是需要作出解释的多样化经济差异和经济不平等的持续性。而这一论证并不仅仅是哲理性的。如果说，经济民族学的中心原理是生产者、产品及其社会和经济环境构成了社会存在[44]，那么，它对微观个案和一般理论的分析，就呈现了直接和间接研究方法之间的互补关系。
对经济民族学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研究的理论性指导问题。经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的理论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用什么思想指导你的调查？”基于此，经济民族学也充满了理论的论辩。如果一个学科只能限于对表层事项的描述，而不能对这些事项的深层意义有所阐释，那么，就只能形成一个浅薄的学科。因此，经济民族学建立的真正本质，是对人们学术视野的一个新开拓，是对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渴求。正是这种新的性质和特征，使经济民族学成为理解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个主要枢纽；成为现代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核心领域。
经济民族学为之努力的，实质上是要基于具体资料的分析，来建立一个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作为对整体性文化进行解读的工具，它不是把研究的对象一开始就界定在一个有限的、充满目的性的理论框架中，而是从揭示经济活动和各种制度的本原出发，尽可能地将视野拓展到不同的领域。这一学科不仅把其研究的范围从原始社会，扩及整个人类在各个不同时期普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且它在一个极为广阔而深远的视野中，对经济的观察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已向整个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经济民族学因此而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成为一个从总体结构上，考察满足社会物质需要的结构化“经济”活动的科学；成为有自己独立范畴体系、理论框架、方法论和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的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
上述理论溯源表明，民族经济是一个总体性的存在。不管是力图从不同的社会行为或事项中挖掘其深层的经济原因，还是努力把经济作为一个子系统而关联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都充分表达着：民族经济的研究应该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不同民族的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经济行为、不同价值追求。这些研究在National Economic，Ethno-Economic以至Economic Anthropology或Anthropological Economics等不同学科名称的衍变中，都在不断地引导着人们去充分地了解不同民族的现实利益、特有环境以及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的发展诉求。以经济因素的分析来解释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现象的努力，坚持强调不同民族自身论述的重要性，它对不同社会制度的演化及其在不同文化中呈现的不同形态作了双重的强调。这就是经济民族学学科精神努力和理论诉求的聚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