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问题的切入及展开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大江健三郎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而且研究的势头还在不断持续。特别是在国内，新的成果不断出现，研究热情只增不减。但在中国学者的诸多研究成果中，以单篇的研究文章为主，研究专著较少。而其中关于大江健三郎与鲁迅关系问题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除了少量的研究论文，至今还未出现相关的研究著作。在这些涉及了大江与鲁迅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文章中，主要围绕孤独绝望的抗争精神、故乡情结、相似的精神气质等方面来讨论大江健三郎与鲁迅的关系。除了上文提到的许金龙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1期)和陶箭的《大江健三郎的中国情结及创作透析》(《名作欣赏》2009年10月)外，还有马淑琨的《涵养结晶:大江健三郎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上海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4 期)，该文认为，大江的文学底蕴里暗含着内涵丰富的中国文学，而他的文学精神里亦能反映出鲁迅文学精神的内核。还有成然的《鲁迅与大江健三郎:两个不屈的灵魂守望者》(《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该文认为，鲁迅与大江健三郎在审视民族精神、呼吁拯救孩子的文化立场、融合本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的文化品格、文学技巧上的创新追求几个方面有相通之处。李妮娜的《始于绝望的希望:〈人羊〉与〈孔乙己〉》［《短篇小说》(原创版)2013年11月］及《在“病态社会”的枷锁中觉醒——大江健三郎〈人羊〉和鲁迅〈孔乙己〉的对比》(《大家》2012年3月)认为两位作家意在唤醒国民的自救意识，着眼将来，寻求希望。孤独的抗争不仅是两位作家笔下人物的状态，也是鲁迅和大江本身的姿态。霍士富的《鲁迅与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审美思想比较——以“狗”“羊”与“狼”为隐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指出，二者在小说中关注“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分别从人类生命进化的视角，赋予了动物“羊、狗和狼”丰富的隐喻，凸显了各自独特的审美思想。杨芳、霍士富在《民族灵魂的自省与呐喊——大江健三郎〈十七岁〉与鲁迅〈阿Q正传〉比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中指出，大江健三郎在文学的语言、意象上，接受了鲁迅文学的影响。并以《阿Q正传》和《十七岁》为例对比分析，指出二者在小说中分别通过现实中“最卑微”的存在，阿Q和少年“我”的悲剧性命运，揭示了不同民族灵魂深处的痼疾，进而发出振聋发聩的一个民族灵魂的自省与呐喊。陈世华在《大江健三郎〈晚年样式集〉中的鲁迅〈孤独者〉映像》(《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一文中指出，大江作品在叙事艺术、修辞方法和创作主题上受到鲁迅的影响，一方面缘于大江健三郎对鲁迅创作思想的积极吸收，另一方面缘于两部作品创作时社会背景的相似性。由此可见，关于大江健三郎与鲁迅关系问题的研究文章不仅少，而且研究的视角过于集中，主要在论述大江健三郎与鲁迅的抗争精神上。即便是这方面的文章，也因只有寥寥数篇，对问题的探讨只能是概述性的，自然不够全面、深入、透彻。另外，虽然也有文章涉及其他视域，如故乡情结、文化立场、创作的手法和技巧等，但只一两篇文章，对问题的探讨不免有些浅略。
大江健三郎也坦言，他一生都极力向鲁迅靠近，所以，鲁迅在其人生及创作中注定是一个绕不过的存在。因此，研究大江健三郎在文学创作上与鲁迅的关系问题，既可进一步理解大江健三郎及其创作，又可看到文学大家及优秀文学的内在特质，还可发现作为亚洲文学主体的两大文学——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大江健三郎与鲁迅关系问题研究的不断拓展、深入，不仅可以充实大江健三郎研究的成果，扩大研究的领域，还能为我国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带来有益的启示，这也正是笔者选择这个题目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及创作的梳理，较之以鲁迅的思想发展及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大江健三郎在对社会的批判，文化的选择，创作理念及技巧的吸收与革新，对人的生存价值及人类命运的关怀等方面，与鲁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处于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大江健三郎与鲁迅都以极大的责任心和社会良知，进行了适合于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选择，并以之对社会既有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以期达到唤醒国人、改造社会的目的。而且，大江健三郎与鲁迅一样，都具有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这使得他们的创作都呈现出世界化的倾向。作为文人，大江健三郎与鲁迅一样，都深知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痼疾，改变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深知个人呐喊声之微弱。但他们都没有放弃作家的职责和使命，即使是濒临绝望，也要在绝望中撕出一道口子，去寻求绝望中的希望。在对人的生存处境极度关注中，表现出对个体的生命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展现出属于各自的人道主义品格。
1.大江健三郎的文化批判和启蒙与鲁迅的“立人”思想如出一辙。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出了“铁屋子”理论:在铁屋子里昏睡的人们不久就会窒息而死，如果在昏睡状态中死去，便感觉不到任何恐惧。然而，鲁迅觉得人们在昏睡中死去绝不是一件好事情，他认为，即便会使他们面临死亡的恐怖，也有必要将他们从昏睡中唤醒。在鲁迅看来，这个“铁屋子”就是禁锢了国人思想，造成国人麻木、人性扭曲，以至形成“非人”的病态民族性的根源。他意识到，不祛除国人心理上、思想上的疾病，把他们从病态中拯救出来，就不可能带来社会的转变和国家的进步。于是鲁迅试图通过文学创作，塑造出理想的人之形象，以唤醒昏睡的国民，改造国民劣根性。以“立人”思想为发端，鲁迅扯起了抨击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破除精神枷锁、疗救病态的国民性的大旗，吹响了“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号角。如果将鲁迅的“铁屋子”理论套用在大江健三郎的初期作品上，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大江健三郎也同鲁迅一样，有着强烈的唤起民众危险的感觉的意识。被围在低矮栅栏中渐渐丧失敌意的狗们，亦即“我们日本的青年”，一如在铁屋子中昏睡的人们。在被暧昧监禁的状态中、在平稳的生活中渐渐失去敌意，这是“监禁状态”带来的最具杀伤力的恶果，那么就有必要像鲁迅要唤醒昏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一样，唤起被封闭在“监禁状态”中的人们的危险的感觉。大江健三郎对日本社会及日本文化的暧昧性是看得相当真切的。作为有良知和使命感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力图通过文学创作，找到将日本从暧昧中拯救出来的途径。他试图借助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来解答日本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探索日本的出路。虽然西方的存在主义最终并不能满足他对当下现实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类命运的思考与探索，但他受到萨特等人介入现实、干预生活以及为观念而战的精神的感染，表现出一种毫不含糊的战斗姿态。并为在国际上重塑日本人的形象，即“正派的”、“宽容的”、“人道主义的”日本人形象做着不懈的努力。
2.大江文学的世界化，离不开鲁迅大胆“拿来”的文化品格对其创作活动的浸润。“拿来”彰显了鲁迅对传统和外来文化批判继承的态度，体现了他的气度、视野和眼光。在鲁迅的创作中，有中西的交融也有古今的结合。而大江也十分注重从本民族的土壤中充分汲取营养，继承并大量使用了自《竹取物语》延续下来的象征性技法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图腾符号，同时，他大量借鉴外来文化，如萨特存在主义的人文理想，俄罗斯形式主义、巴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等，在其创作中显现出一种“冲突·并存·融合”的开放性的文化模式。大江健三郎立足边缘进行创作，却具有开阔的文学视野。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我在暧昧的日本》一文中说，他是从“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出发，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并因这些“形象系统”而将其创作与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起来。大江健三郎回忆说:“当初开始作家生涯时曾有一个奢望，那就是从自己的笔下创造出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从获奖演讲中不难看出，大江健三郎构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的思想已初露端倪。所谓亚洲文学，便是“以亚洲为舞台，思考亚洲的未来”的文学。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趋同现象，要想构建亚洲文学，必须既要关注文学的普世价值，又要关注亚洲文化与文学的特性。大江健三郎的成功，就在于他在坚持日本文化主体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文学理念进行创作。他从日本边缘之地的山村出发，最终走向了世界文学的中心。在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历程中，鲁迅“拿来”品格的潜移默化不能不说是他成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因子。
3.大江最好的反抗姿态就是鲁迅留下来的拒绝遗忘的孤独抗争。大江健三郎跟鲁迅一样，都面临着民族的最大危机，鲁迅最为痛心的是国民的精神麻木，大江最为担忧的却是国民的躁动情绪。由自身的灵魂拷问出发，进而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关注本民族的发展和整个世界的未来。二人都以拒绝遗忘的姿态冲击着一切丑恶，寂寞地担当民族思想者的角色，并把最大的温情给予了新一代。
鲁迅写过《为了忘却的纪念》，但他一贯的姿态非但不是忘却，反而是绝不忘却，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岛也正是大江健三郎最基本的锉刀，它不仅使人回想到受害的日本，而且也使人回想到犯罪的日本。大江撰写《广岛札记》的目的就在于对人类的悲惨与尊严进行深思。他对试图将广岛的记忆一笔勾销的遗忘行径进行了愤怒的谴责:“50年后的今天，试图忘掉那一切，忘掉那一段历史，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麻木不仁，是道德的堕落，是一种最为卑鄙无耻的背叛。”
社会的冷静的观察者与清醒的批判者，总是对自我的存在，对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无情的追问，发出根本的质疑，露出全部的血肉，揭示血淋淋的真实，因而也就当然成为永远的孤独者。鲁迅是这样，大江健三郎也不例外。并且，孤独地抗争不仅是鲁迅和大江本身的姿态，也是他们笔下许多寻求出路的青年的状态。《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与《日常生活的冒险》中的斋木犀吉就同是这样抗意独行而终归于沉沦的青年。当然，孤独地抗争展现给人们的也并非都是绝望，《药》中夏瑜坟前那不知名者献上的一圈小白花，《个人的体验》中主人公的思想几经斗争，决定承担养育白痴儿子的责任，都隐隐传达了一种希望。而且，大江健三郎与鲁迅一样，都把最终的希望寄托在了孩子身上。从鲁迅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到大江健三郎对“新人”的呼唤，这种希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鲁迅和大江健三郎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