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安娜·卡列宁娜》的创作及情节
《安娜·卡列宁娜》的创作过程
托尔斯泰最初的构思，是写一部“失了足”的上流社会已婚妇女的长篇小说。托尔斯泰夫人索菲亚在1870年2月24日的生活札记里写道：“昨天晚上他（托尔斯泰）对我说，他脑子里出现一个出身上流社会、但是堕落的已婚妇女形象。他说，他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妇女描写得可怜而无过错；还说，这个形象一出现在他眼前，以前出现的所有人物和男人典型统统各得其所，集结在这个女人的周围。”[1]
1873年3月20日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亚在给姐姐塔·安·库兹明斯卡娅的信中写道：“昨晚列沃奇卡突然出其不意地动手写起一部有关现代生活的小说来。小说的题材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2]
托尔斯泰曾讲过：“那回也和现在一样，是在午饭后，我躺在一张沙发上，抽着烟。当时是在沉思，还是和瞌睡作斗争，现在记不清了。忽然间在我眼前闪现出一双贵妇人的裸露着的臂肘，我不由自主地凝视着这个幻象。又出现了肩膀、颈项，最后是一个完整的穿着浴衣的美好的形象，好像在用她那忧郁的目光恳求式地凝望着我。幻象消失了，但我已经不能再摆脱这个印象，它白天黑夜追逐着我，我应该想办法把它体现出来。《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这么开始的。”[3]
小说的创作受普希金的影响，尤其是受其未完成的一个文艺片段《客人们聚集在别墅》的影响。1873年3月25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托尔斯泰给俄国著名批评家尼·尼·斯特拉霍夫写信，信里写道：“有一天，在工作之余，像往常一样（仿佛是第七次），我拿起普希金的这卷作品，通读了一遍，不忍释手，于是又读了一遍。不仅这样，它似乎消释了我的全部疑惑。以前不只是普希金的作品，而且，无论哪一部作品，从来都不曾使我这样喜悦：《射击》、《埃及之夜》、《上尉的女儿》！！！还有《客人们聚集在别墅》的片段。我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便构思起人物和事件来，接着继续思考，当然，以后又发生变化，忽然，一部小说就这样迅速而绝妙地产生了。这部小说今天我才起草完，它十分生动、感人和完美，我对它非常满意。如果上帝赐福给我，再过两个礼拜，我就会写完它。”[4]在5月11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托尔斯泰再次谈到自己写《安娜·卡列宁娜》的念头，“其起因得益于天才的普希金，我是偶然拿起他的著作并且以一种新的狂喜心情整个读了一遍”。[5]《客人们聚集在别墅》这个片段对托尔斯泰的启示是什么呢，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是开头。文学作品的开头多种多样，但最好的还是开门见山。对此，托尔斯泰说：“要写作就应该这样写，普希金总是直截了当地接触问题。换了另外一个人，一定会开始先描写客人，描写房间，而他却是一下子就进入了情节。”[6]《客人们聚集在别墅》开头一句就是“客人来到了乡居”。“托尔斯泰看后对当时在场的人们说，这几个字一下子把人物投入了事件的中心，是小说的开头的一个好典范。有人就笑着说，他应该用这样的开头来写一部小说；托尔斯泰立刻把《安娜·卡列尼娜》写起了头，那第二句，亦即叙事的第一句写的是，‘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7]这句开门见山的开头，一下子就把读者引向家庭，突出了小说“家庭的思想”。1877年3月3日，托尔斯泰对妻子索菲亚说过这样的话：“要使作品写好，就必需爱它里面的那个主要的、基本的思想，就像我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爱家庭的思想……”[8]奥布隆斯基家里“乱”指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作家也没有写出来，这就形成情节的纽结，这个纽结随情节的发展而被解开。
托尔斯泰为什么突然对“家庭思想”感兴趣？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的成就给作家精神上带来了极大愉悦的同时，他也为创作《战争与和平》花费了不少的精力，他也需要休息。有一段日子他确实没有再提笔写东西。这一点，他1870年6月13日给费特的信中写道：“感谢上帝，我今年夏天象匹马一样愚蠢。我工作，伐木，挖地，割草，而对那令人讨厌的文—文学和文—文学家，谢天谢地，我没有考虑。”[9]他的妻子索菲亚在给费特妻子的信中证实：“列沃奇卡整天用铁锹清理庭园，铲掉荨麻和牛蒡，布置花坛。”[10]托尔斯泰1870年11月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处于一种痛苦的怀疑状态中，怀疑自己再没有可能或者再没有力量去进行大胆的构思，我对自己缺乏信心，同时，内心里又在进行着紧张的工作。也许，这种状态预示着一个幸福的、充满自信的创造期，这种时期不仅以前我曾经经历过，但也许，我永远再写不出东西来。”[11]托尔斯泰几乎几个月没写东西。其间，他似乎对戏剧文学感兴趣，对喜剧和悲剧的性质进行过思考，并读了大量名家的作品。1870年2月4日在给费特的信中他写道：“我读了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莫里哀的大量作品，这就有许多事情要向您说。”[12]他的夫人索菲亚也在日记中写道：“托尔斯泰读了大量戏剧作品，莫里哀、莎士比亚、普希金的《波里斯·戈东诺夫》……他总想同费特谈谈费特很夸奖的歌德。”[13]托尔斯泰自己也有写剧本的打算，但没有动笔。也许是他认为创作新作品的时机尚未成熟。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沉浸在历史题材中，想以历史题材创作戏剧。他曾考虑过要根据描写洛夫恰林的壮士歌为基础写一部悲剧。
不久，托尔斯泰的兴趣又转到了俄罗斯中世纪的壮士歌和童话上，他准备创作一部俄罗斯勇士的长篇小说。他已在自己的笔记里列出了十个勇士的名字。对此，索菲亚在1870年2月14日在日记中写道：“童话和壮士歌把他引入一种狂喜状态。他特别喜欢伊里亚·穆罗麦茨。他准备在自己的小说中把他写成一个有教养的、非常聪明的人，农民出身，在大学里念过书。我不善于重复他给我描述过的那种典型，但我知道，它是非常好的。”[14]遗憾的是没有进展，它明显地被另外的构思代替了。
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反映俄国英雄时代的历史题材的巨作完成后，托尔斯泰对俄国的历史仍然抱着极大的兴趣。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他是怀着理解现实的目的去研究历史的，他想在历史中寻找与当代类似的东西，进一步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战争与和平》的成功激励着作家在对历史小说资料的搜集。如1870年4月的笔记里就出现了关于写彼得一世时代的长篇小说的构思。托尔斯泰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彼得大帝时代的史料。他在1872年12月17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身边放了一大堆关于彼得一世和他那个时代的书；一边读，一边标出有用的地方，想写，但又不能。对艺术家来说，这个时代真够呛。无论你朝哪里看——到处都是问题，都是谜，而谜底只有凭幻想才可能猜出。俄国生活的全部症结就在这里。”[15]托尔斯泰为用何种形式来写来这部新构思的历史作品进行了深思熟虑：民间故事他不满意，戏剧他也放弃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他所熟悉的小说。“1870年2月作家完成了长篇小说开头部分的初稿，接着，他又同时搜集和研究有关彼得和他的时代的材料。托尔斯泰为小说的开头部分写了 32种异文。”[16]作家的妻子索菲亚在 1873年1月31日的日记里写道：“人物在他面前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写了约莫十个开头，但他总是不满意。昨天说：‘整部机器准备好了，现在要使他开动起来。’”[17]有关彼得一世的小说经过了十月怀胎，但遗憾的就是没有分娩。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据多数回忆录提供的材料和研究者的探索，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作家感到自己对“历史生活的知识还不能运用自如，还没有完全掌握对描写人物性格来说不可缺少的生活细节”，还不能够充分地深入到彼得时代的人物的心理活动中去。托尔斯泰曾说：“我不能再写那个彼得的时代，因为它离我们实在太远了，我发现，我很难深入到当时那些人们的灵魂中去，他们不象我们。”[18]
其次是作家对彼得及其那个时代的怀疑。1873年1月24日托尔斯泰给戈洛霍瓦斯托夫的信中写道：“……我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当你读了大量有关那个时代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是伪造的，是从欧洲庸俗的、英雄造时势的观点出发的，那么你会对这种伪造感到愤恨，并且当你希望冲破这个谎言的魔术圈时，你会失去所需的平静和专注。”[19]作家的妻弟C.A.别尔斯在《回忆托尔斯泰》中写道：托尔斯泰“对彼得一世的个性的看法与一般人的看法正相反，并且整个时代变得令他讨厌。他断言，彼得一世的个性和活动不仅没有任何伟大之处，而且相反，他的一切品质既恶劣又卑鄙，他的生活糜烂，甚至是罪恶的；而在对国家有益的活动方面，彼得一世从不注意，一切只为个人打算。……彼得一世特别胆小，狡猾，残忍。他一生酗酒，沉溺于淫荡生活。他进行的一切所谓的改革，完全……是追求他个人的利益。……最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愤怒的是阿列克塞王子之死，他受尽折磨，最后被他的父王亲手杀死”。[20]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不管托尔斯泰对历史何等的感兴趣，还是挡不住色彩斑斓的当代社会生活对他的诱惑。而社会中体现人们自然关系的重要单位是家庭。托尔斯泰想通过对家庭关系的剖析来反映现代人的生活。托尔斯泰对家庭问题始终有着强烈的兴趣。此外，赫拉普钦科认为，托尔斯泰对家庭问题有他个人的“癖好”。他“把‘自然的’关系同人为的生活相对照时，把家庭看作是社会之中最早体现出人们的自然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作家认为保留这种自然的关系，同时使这种关系摆脱一切非固有的和外来的东西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21]
《安娜·卡列宁娜》创作的时代，是俄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动的年代。旧的农奴制经济崩溃，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急速发展，农民生活日趋贫困，部分贵族日趋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崭露头角，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加之沙皇政府在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对内残酷掠夺、压迫劳动人民，导致工人罢工、农民暴动不断，阶级关系急剧变化。这一切使得贵族社会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如家庭、婚姻、伦理道德观念等都发生了动摇。急剧动荡的社会使得关注现实的托尔斯泰深感不安。
《安娜·卡列宁娜》创作时代的社会生活，与《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社会生活有着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战争与和平》描写的是全民抗击拿破仑的战争，这是民族问题。而19世纪70年代，民族矛盾为阶级矛盾所取代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此，“一小本残缺不全的《安娜·卡列尼娜》也读了百来遍”[22]的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中就借《安娜·卡列宁娜》中的男主人公列文之口论述了这个时期俄国的时代特征：“现在我们这里，一切都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恰当地说明1861—1905年这个时期特征的了。那“颠倒过来”的东西，是每个俄国人都非常了解的，至少也是很熟悉的。这就是农奴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形成”的东西，却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完全不熟悉的、陌生的、不了解的。托尔斯泰模模糊糊地看到的这个“刚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制度是一个像英国那样的吓人的怪物。……可以说，托尔斯泰是根本不想弄明白的。他像民粹派一样，闭起眼睛，根本不愿意看到，甚至拒绝去想在俄国“开始形成”的东西正是资产阶级制度。[23]家庭是社会中最小的组织单位，社会的任何变化都必然对这个单位产生影响；同时，家庭关系的变化、危机等也必然反映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特点。别林斯基说过：“谁要想对人民有所了解，他就应该首先在他们的家庭日常生活中去研究他们。”在《安娜·卡列宁娜》的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就是试图通过他所喜爱的“家庭思想”来探索这个阶段俄国社会生活的特点。
托尔斯泰说自己被普希金小说片段所吸引，“一下子”（50天）就把它全部写完，从而“初步”结束这部长篇。这仅仅是他个人的感觉而已。事实上作者对小说的创作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托尔斯泰于1873年3月动笔，但很快就中断了写作，主要是因干旱，他的田庄萨马拉成了“一片枯黄的焦土”。他不能对萨马拉农民的灾难熟视无睹。整个夏天他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从萨马拉回来后，他又开始小说的创作。8月24日他给斯特拉霍夫写信说：“您的来信说您目前正期待我写出一些风格比较严谨的东西……说来惭愧，却不得不承认目前正在修改以前信上已经告诉过您的那部小说，而且是用最轻率、最不严谨的风格。这部小说我原来是想写着玩的，可是现在却骑虎难下，不得不把它写完，我怕它会写得很坏。”[24]尽管如此，托尔斯泰还是希望尽快完成这部小说。起初进度确实快，1874年年初作家就出版单行本一事与出版商卡特科夫达成协议，并预计5个月完稿。3月初，他把开头的7个印张交给了卡特科夫（全书共40个印张）。但当一部分已经排好版时，他却决定延期出版。这与他忙于撰写《论国民教育》的论文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对小说并不满意。因此，小说只印了5个印张（第一部的30章）就暂停了，小说的出版工作于7月底也就中止了。7月27日，托尔斯泰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还在接到您的信以前，我就已经遵从了你的劝告……动手写那部小说；可是已经印好和排好的那一部分使我感到那样的不满，以至我最后决定毁弃已经印好的那几个印张，而把列文和渥伦斯基的开头部分全部重写过。”[25]从1875年1月开始，小说在《俄国通报》上连载，一直到1877年4月。这是托尔斯泰紧张艰辛劳动的时期。小说仅开头就有 11种不同的形式，书名也变更过多次。这期间，托尔斯泰与出版商卡特科夫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卡特科夫曾要求托尔斯泰修改安娜和渥伦斯基接近的那一章。托尔斯泰予以坚决地拒绝：“最后那一章我丝毫不能动它。鲜明的现实主义——像您所说的，乃是我唯一的工具，因为我既不能利用激情，也不能利用说理。同时这一章还是全书的基础之一。如果它是错误的，那末全部都是错误的了。”[26]（重点号为原文所注——引者）
作品最初的提纲上没有任何标题，故事发生在某公爵夫人的沙龙里。人们由谈论戏剧、名歌手转到米·米·斯塔夫洛维奇夫妇身上：“人们谈论着不幸，不管怎样，谁也不会把它看成是轻松而聪明的话题。”[27]斯塔夫洛维奇的妻子达吉雅娜和青年军官巴拉绍夫之间已经有了暧昧关系，除丈夫外，大家都明白。人们谴责达吉雅娜，取笑其丈夫。斯塔夫洛维奇夫妇来到，重又谈起音乐、爱情和社交生活。巴拉绍夫来得比大家都晚。他挨着达吉雅娜坐下，“达吉雅娜和巴拉绍夫两人就这样一直坐到大家四散而去。”[28]斯塔夫洛维奇越来越少地去别墅看妻子，而是“愈加紧张地沉浸在公务之中”。人们纷纷议论他的不幸。巴拉绍夫准备参加赛马。他哥哥到来，对他表示不满，指责他损害了斯塔夫洛维奇老爷的声誉，还向他特别表明，上司不赞成他的行为。赛马开始前，巴拉绍夫乘车去别墅看达吉雅娜，前一天，他预先通知不来看她，但是“得悉丈夫不在，他便来了”。她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他断然要她离开丈夫出走，她激动不安，“他叹了一口气，便向四轮马车走去”。巴拉绍夫赛马失败，达吉雅娜失态，流露出对巴拉绍夫特别关注的感情。对此，她对也去看赛马的丈夫作解释。第二天，正在别墅的斯塔夫洛维奇的姐姐基蒂写信告诉他，达吉雅娜对他不忠诚。以上构成了前六章的主要内容。后四章作者写了个简短的提纲：第七章：关于怀孕；第八章：斯塔夫洛维奇在莫斯科，德米特里奇强邀午宴，他的妻子，关于丈夫不忠实的谈话；第九章：在火车上和虚无主义者的谈话；第十章：分娩，饶恕；第十一章：达吉雅娜分娩后她与丈夫、巴拉绍夫的生活（基本上和定稿中安娜恢复健康以后的状况相同），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斯塔夫洛维奇的痛苦；他答应了离婚，并办理手续，最后留下斯塔夫洛维奇孤零零一个人，但他“仍然按老习惯生活与工作，可是，他的生活意义却已经被毁掉了”。第十二章：斯塔夫洛维奇的孤独；新婚的巴拉绍夫夫妇的不幸生活。“一点要和从前的妻子亲密如昔的感情折磨着斯塔夫洛维奇，他连一刻一秒也不能忘记她。”[29]巴拉绍夫辞去了公职；社交界接待巴拉绍夫，而不承认他离过婚的妻子。只是“思想放纵，行为失检点的人们和他们往来”。[30]巴拉绍夫经常在俱乐部里度过，达吉雅娜饱受嫉妒的煎熬。“她聪明而又机灵，为了使自己摆脱孤独，她想方设法寻求各种不同出路”，“扔下两个孩子，连孩子们也孤零零地长大……当她说她不应离婚，也可以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难道她说的不对吗？是的，一千个对”。[31]她一心追求享乐，“她坐着，回忆着自己的一生。忽然她清楚地看到，她毁了两个善良的人，两个好人。她想到了几条出路：卖笑女人——虚无主义者——母亲（不行），保持平静——不行。只有一条路——活着和享乐。巴拉绍夫的朋友。为什么不委身于人，不逃跑，毁掉一生呢。得什么病，吃什么药”[32]。斯塔夫洛维奇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灵魂高尚的人，他在宽恕达吉雅娜的同时，还为她指出一条救赎之路。有一次，斯塔夫洛维奇去看达吉雅娜，感召她体验自我牺牲的幸福，对她说：“……要为别人生活下去，忘掉自己，为谁——你自己知道，为孩子们，为他，那么你也会幸福。”[33]就像来时一样，他突然走了。巴拉绍夫听说斯塔夫洛维奇曾经来过，便大动肝火。托尔斯泰在手稿里写巴拉绍夫和达吉雅娜最后一次谈话仅仅拟出个轮廓——只有几句对话而已。巴拉绍夫由于“谎话，虚伪”，难以忍受的处境而恼怒起来。她最后一句话是：“好，等一等吧，你不会长期受折磨的。”“她走了。过了一天，在涅瓦河里找到了她的尸体。”（后来修改为：“在铁轨边找到了她的尸体。”）
以上是第一提纲的大致内容。在这个提纲中，出现了定稿中的四个主要人物：安娜（达吉雅娜）、卡列宁（斯塔夫洛维奇）、弗龙斯基（巴拉绍夫）、奥布隆斯基（德米特里奇）和次要人物利季娅伯爵夫人（吉提）。在这个提纲里，达吉雅娜被描写成一个迷恋于卑鄙的、肉欲的、极端自私和虚伪的破坏家庭幸福的罪魁祸首。托尔斯泰在一份草稿里写道：“她——一个令人厌恶的女人。”[34]不难看出，这个提纲没有写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发端，主题单一，没有突破私生活性质，所写的就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
提纲最后交代达吉雅娜的惨剧发生后，巴拉绍夫到塔什干去了。这是对1873年赫文斯基长征的响应。这使小说的事件和时代相合拍。
第二个提纲有了一个标题——《懦弱的好汉》。与第一个提纲一样，也是以沙龙的画面开始的。但斯塔夫洛维奇变成了定稿上的名字——亚力克赛·亚力山特洛维奇·卡列宁；达吉雅娜变成了阿娜斯塔西娅，简称娜娜；巴拉绍夫时而被叫作嘎肯，时而被称为乌达塞夫；沙龙女主人有了一个伏拉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姓；德米特里奇改名为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但没有姓；托尔斯泰的姐姐起初叫吉提，后来又叫玛丽。情节与第一稿的差不多，只是增加了娜娜动身时和嘎肯在马车旁告别的插叙和晚会后卡列宁和妻子的谈话。第二稿中，事件的进程更符合逻辑，而开头还是和第一稿一样，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色。
在这个提纲里，娜娜和嘎肯的言行证实了社交界的推测。“人们全都觉察出，发生了一件令人厌恶的、不礼貌的、不成体统的、丢脸的事情。”[35]这一切全都被丈夫看在眼里，而且全都明白。这里还加了娜娜和嘎肯两人互相倾吐爱情的场面：“假定您什么也没有说，我也无需您说什么，一点也不需要。您只要知道，我的生命是属于您的，我唯一可能的幸福，便是您的爱情”，嘎肯说。“好，我不说我爱您”，——她用缓慢深沉的喉音重复着，就在这时候，她突然摘下花边，——因为无须这样说。“我爱你，明天四点钟，再见，阿拉克赛·克里勒奇”。“她伸出手来告别，然后以迅速有力的步子在看门人面前走过，坐进马车里去了。”[36]卡列宁决定与妻子谈谈。丈夫劝导她说：“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这不是由人，而是由上帝联系的……在我们的关系中有一种秘密，无论是你或我，我们全都感觉到它……我什么事都不会去做，也不能做，所以我也不想惩罚。上帝会报应的。”[37]以后的内容和定稿相似，娜娜没有承认什么。接下来写的是：“整整这一夜，亚力克赛·亚力山特洛维奇都没有合眼，但是，到了第二天，当他立即在自己妻子身上发现某种奇异的东西时，他自己断定，他生活里的一件最大的不幸已经发生了，不管这件不幸的事情多么明显地摆在他的面前，他到底要怎么办，却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不幸确实发生了。”[38]在这个提纲里，孩子占一个重要地位。娜娜激动地对嘎肯谈论孩子：“在我们这种处境里，我们不是以自己的生命，而是以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孩子们的生命为儿戏，在这种处境下，难道还有什么是沉重和可恶的吗？”[39]
这个提纲把整部小说分为四部：
第一部
第一章 冬末客人们聚会，人们等候着卡列宁夫妇，并议论他们。她来到，和嘎肯坐在一起，举止不成体统。
第二章 和丈夫谈话，她责难丈夫从前的冷淡，“晚了”。
第三章 在组合里。嘎肯准备前赴约会，他的母亲和哥哥劝阻他，他去会她。她家的晚会，丈夫。
第四章 丈夫，和哥哥谈话。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劝慰以及关于德国派与关于妻子。
第五章 赛马——坠马。
第六章 她跑去看他，说她已怀孕，和丈夫谈话。
第二部
第一章 坐着一对情人，他恳求她和丈夫断绝关系。她避而不答，说她快要死了。
第二章 丈夫在莫斯科，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强邀他到自己家里作客，他去俱乐部。和他妻子谈话。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的家庭。亚力克赛·亚力山特洛维奇说他毫无出路，只能背十字架受难。
第三章 阅读所有的长篇小说，研究问题。毫无任何可能，前往脱洛茨，会见虚无主义者，他的慰藉。祈祷。电报。
第四章 分娩，两人痛哭。平安无事。
第五章 基督感情鼓舞着自己，放下窗帘，大家悔过，受苦。他们低声谈论，说这是不可能的。
第六章 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按照嘎肯和娜娜的请求安排〔离婚〕，而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同意让另一边脸颊挨打。
第三部
第一章 社交界哈哈大笑。人们应当同情。他乘车出访；但是在家里却嚎啕大哭。
第二章 社交界的反对，除了一些不正派的人，谁也不来拜访，她异彩独放。他和她争吵。
第三章 他嘎然煞车。看望儿子，探望母亲，他像只蝴蝶一样，浑身颤抖。
第四章 她家里的虚无主义者。他外出，她嫉妒。
第五章 他在俱乐部里消遣。
第六章 形成这样局面：他在上流社会，她在家中，她的绝望。
第四部
第一章 作为一个不幸的人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到处闲游而消声匿迹。他的兄弟们，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看望她并且觉得她十分不幸，愿意帮助她。她反感。好说是非的女管家。
第二章 他十分快活，乘车来到。好说闲话的人引起她的嫉妒。在家中他感到不幸。不该去参战。
第三章 M公爵在孩子身上丢丑（两个字不清楚）。又一个梦。
第四章 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到来，和嘎肯可怕的争吵。
第五章 她离家出走，投水自尽。
第六章 两个丈夫，兄弟。
结 局 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教育孩子们。嘎肯在塔什干。[40]
第二个提纲内容和第一个区别不大，增添了定稿中的一个次要人物贝特西公爵夫人（伏拉斯卡娅公爵夫人）这个人物是彼得堡“天下最堕落的女人”那个集团的领袖人物，借助她描绘了上流社会那些虚伪的年轻贵妇的荒淫生活。
第三个提纲里，作品标题未定。情节开始于莫斯科：“老公爵夫人玛利亚·达维多芙娜嘎肯娜和儿子一道回到自己的莫斯科家里，她就在自己房子里束装打扮，换上衣服，然后叫儿子去喝咖啡。”[41]公爵夫人来到莫斯科是为了给“儿子和吉提·薛杰巴茨卡娅主持订婚仪式”。嘎肯的密友科斯佳在其莫斯科家中。夫人不喜欢他，他问嘎肯夫人不喜欢他的原因，嘎肯告诉他：“因为你不和所有的人一样。她觉得需要给你的脑子里装进一个特殊的箱子，而她的头脑里早就被这些填满了。”[42]他们都迷恋薛杰巴茨卡娅，后科斯佳选择退出。这里，引人注意的是朋友之间的特殊友谊。但这样写不利于以后的情节。于是又出现了第四个提纲。
第三个提纲又增添了定稿中的主要人物列文（科斯佳）和基蒂，但列文（科斯佳）是弗龙斯基（嘎肯）的朋友。还有一个次要人物弗龙斯基伯爵夫人（玛利亚·达维多芙娜嘎肯娜）。比前两个提纲增加了基蒂和科斯佳、弗龙斯基之间的三角关系的情节。科斯佳的出现为小说提出当时许多新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做了准备。
第四个提纲把小说的标题改成了定稿中的《安娜·卡列宁娜》。前两个提纲中的娜娜变成了定稿中的安娜。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有了个姓——阿拉宾。情节从阿拉宾夫妇的家庭开始：“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阿拉宾，虽然他的不忠实被揭穿以后，昨天和妻子发生争吵……”接下来便是：“唉！”当他醒来回想起过去发生的一切时，他突然叫了一声，“没有什么了不得，一切都会过去”。前往办公室的时候，“他忽然想出了一个美好的念头，”把自己的妹妹安娜叫来，她是“一切聪明、美好、优雅、漂亮、善良的化身”，“安娜会安排好一切”。于是，他给安娜写了封信。随后的场景是在莫斯科车站，阿拉宾遇到自己喜爱的近卫军中尉嘎肯。安娜把嘎肯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在嘎肯眼里，“她多么奇异而幽雅，在敏捷的动作里，特别是在如此奇异而轻柔地包藏着十分丰满身躯的轻盈的步态里，有某种特别新颖而非常可爱的东西”。他和母亲一道走出车厢时，又一次回头看了她一眼。嘎肯的母亲说：“美极了！她丈夫安排她和我坐在一起，我非常高兴，她这样可爱，善良，非常、非常可爱。”[43]安娜来向她告别时，她也没有中断对安娜的赞美。
为了后面的情节（和第三个提纲一样）是从公爵夫人嘎肯娜到达莫斯科自己的家里之后开始的。“最早加上《安娜·卡列尼娜》书名的长篇小说新的完整的草案由两个部分组成：阿拉宾家中的争吵，在莫斯科车站上阿拉宾的妹妹安娜和嘎肯的母亲相遇，在莫斯科家中母亲和儿子交谈他和吉提即将举行的婚礼，嘎肯和他的友人涅拉道夫两人都在热恋吉提。”[44]第四个提纲为安娜的出场找到了“开端”。但未来的列文的情节线索还没有。于是出现了第五个草案。[45]值得注意的是，第四个提纲不仅确立了小说的标题，而且和普希金《客人们聚集在别墅》这个片段一样，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保留了第三个提纲中嘎肯和他的朋友涅拉道夫（第三个提纲中是科斯佳）都热恋吉提的情节，并新增了定稿中的主要人物多莉。
第五个提纲的标题和第四个一样：《安娜·卡列宁娜》，但加了个题词：“同一件婚事，一些人视为儿戏，而另一些人，却看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在写作过程中出现了整部作品的题词：“我的报应”，而每一部的题词重又写在其他几个稿样里。[46]第五个提纲里列文（涅拉道夫，这里变成了奥尔德采夫），同时还由弗龙斯基（嘎肯）的朋友变成了奥布隆斯基（阿拉宾）的朋友。和前一个提纲一样，阿拉宾揭开了情节，但完全是另一种写法：“莫斯科举办了一个牲畜展览会，动物园挤满了人。一个满脸红光，有一张鲜红的厚嘴唇，戴一顶在卷曲稀疏的金色头发上微微倾斜的帽子，海狸皮的长白毛和漂亮的连鬓胡子混杂在一起的人，这就是在全莫斯科上流社会大名鼎鼎的法官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阿拉宾，他带着他的时髦的太太来了……”[47]这里写阿拉宾是为了写奥尔德采夫。阿拉宾在展览会上和自己的朋友奥尔德采夫偶遇。他对奥尔德采夫说：“我对妻子和吉提说，你在这里，晚上一定要来，你一定要来，吉提也要来。”他们交谈了婚事。“一定去（奥尔德采夫打定了主意）。可是他刚一想到面临的事，血就涌上面孔，他用习惯的动作，擦着自己的额角和眉毛。”接着写奥尔德采夫“回到彼得罗夫卡新建旅馆的房间里……一股新奇的感情从这个年青人的心头涌起……关于吉提以及和她即将会面的念头一分钟也不曾离开过他”[48]。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向薛杰巴茨卡娅家走去。当他按门铃的时候，感到自己“由于幸福的激动而喘不上气来”[49]。这个提纲里，未来的列文——奥尔德采夫“被描写成一个独特的、有些牢骚情绪，探索新道路的地主”，同时，又是一个“难以找到的、比他更十足的、最地道的俄罗斯人”。他“严厉指责自己的朋友，只知贪图享乐的官吏”。[50]这个新的主人公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创作的方向：对当时重大社会问题的探索。他与本阶层的人不同，他敌视一切固定下来的普通事物。他身上的“高傲，毫无任何根据的自信和他致力的农民教育、牲畜饲养、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某种粗野的农村生活”都使他们大为不快。[51]
后情节转入谢尔巴茨基家中，老公爵夫人谢尔巴茨卡娅对基蒂追求者的思考写得很简略，只写她的大女儿多莉和丈夫分离，带着孩子来到娘家，随后又勉强同意饶恕丈夫，回到丈夫家中。
公爵家的“客厅分成两个阵营”……奥尔德采夫从吉提与嘎肯的神态中明白了等待他的是失败的厄运：“这天晚上，他刚一投身薛杰巴茨基家，从最初听到的一些话里，他就明白了，他的位子已经被人占去了。他强使自己表情自然，举止轻松，但是，他的深邃的蔚蓝色的眼里却流露出惘然若失的表情，连吉提也可怜起他来……‘当然，嘎肯是没有一点罪过的’，奥尔德采夫想着，因此，他对嘎肯仍然彬彬有礼。他只是觉得有些难为情，他自己察觉到了这一点，便愈加难为情了。”[52]他怀着“痛苦与羞愧的感情，乘坐出租马车回到家里，一躺下便哭泣起来”。他随即回到乡村，“平静下来”，继续过着从前的生活。[53]
当客人离开时，多莉和阿拉宾谈了一次话。“她第一次接受了母亲和妹妹的劝慰，决定听完丈夫的话。”多莉以讥讽的态度等待男子们通常的誓言，可是却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他带着一张胆怯的、孩子般的、在斑白的颊须中间围绕着发红的鼻子流露出来的亲切面孔”走到她的身边，她刚一开口说话，“他的面孔就抽搐起来，他吻她的手，失声痛哭。她也想哭，可是，自己克制住了，而且遮掩起来。第二天，依照事先的许诺，她搬回家，为了维护面子，她将和他生活在一起，不过他们之间的一切已经完结了”。[54]
阿拉宾感到心满意足，但他还期望得到妹妹安娜的帮助，使家庭关系和好如初。他给安娜写了信，安娜答应前来。生活像往常一样，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轻松快活地出席法庭会议（不是定稿的“衙门”里），多莉“专注在孩子们身上”，嘎肯照常去拜访谢尔巴茨卡娅家，大家都明白，他就是要向基蒂求婚的人。安娜三天后到来。司忒潘因为客人准备房子的事而和妻子吵了几句。这场争吵这样结束了，当阿拉宾和前往去迎接母亲的嘎肯一道坐马车去车站接妹妹的时候，多莉给小姑子收拾了房子。
车站相遇的场面和原先差不多，但描写得更加细腻。安娜和未来的弗龙斯基偶然产生感情的心理主题得以扩大和加深。这个提纲第一次出现了火车轧死人的情节——“一个身穿狗皮领子外套和淡紫色裤子的年轻人”被火车轧死。[55]
以后的情节，除一些新的插叙外，大体上与定稿的各章一致：安娜来到阿拉宾家，她和多莉交谈，司忒潘和妻子和解，基蒂到来，她和安娜谈论省长将军即将举办的舞会，基蒂的两个求婚者——奥尔德采夫和嘎肯，基蒂和安娜对嘎肯的赞美，和丈夫和解了的多莉来到她们这儿。“这个晚间，道丽第一次和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谈了话，还给他斟了茶，他与安娜和孩子们嬉笑玩乐。看得出来，他仍然担心不要过于快活，以免让人觉得，他像小孩一样，刚得到宽恕，就忘记了自己的过错。”[56]
在稿纸的底边和页边，托尔斯泰标注写作的要点：舞会，安娜匆忙动身回家。“从他的眼神里，忽然流露出卷毛狗般的温顺的表情，他不能发火，舞会开始时，一股快活、大胆的感情袭上嘎肯心头（不是乌达塞夫），终于两个人的眼睛碰在一起了，他们两个都已察觉出有件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要离开，老实说，我的行为太愚蠢了，我要离开，一切就会了结’，嘎肯是个英俊、挺拔的美男子。”[57]
这个舞会是在省长将军家举行的（定稿中是在谢尔巴茨基公爵家举行的），对舞会的描写，一开始就出现了“要点”里的同样写法：“可是，当她在他的眼神里，看到的不是勇气，不是傲慢，而是像卷毛狗般的温顺的时候，她满脸的怒气突然柔和下来。”“令人奇异的是，他们的眼光相碰的时候，那么习惯上流社交生活，善于估计可能发生各种情况的安娜，一旦发觉他们的眼光相碰，便躲到一边去了。”“我想，你要和吉提跳”，她说着，在他们的眼神里又一次飞逝过某种说明他们之间已经发生的、还不明确的，但是非常有力的东西。[58]
舞会的第二天，安娜突然提出回家，在她给多莉的解释里，几乎一字不差地说着同一份提纲札记中所记的那些话。手稿以在火车上的场面结束。“安娜脱下皮大衣，浑身发热，神经绷得很紧；需要空气，喘喘气，喘喘气。她穿上皮大衣，在第一个小站，她走出车厢门口。安奴什卡紧忙跑过去。‘别担心，我只要吸点新鲜空气。’真可怕，太可怕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干些什么。忽然出现一个男子的身影，她让到一边去，而他却向她走来。‘您不需要我为您效劳吗？’他深深地行了一个礼。‘怎么，是您！’她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你为什么也坐车走？’‘为了同您在一起’，她反驳道：‘为什么，谁允许您对我说这话？’‘我没有权利，但是我的生命并不属于我，而是属于您的，永远属于您。’她用手遮住了脸，走进车厢。整整一夜她都没有入睡。车厢的颠簸、摇晃的灯光、哨声、敲打声以及车厢外的风暴都一齐折磨着她。”
“在安娜动身回彼得堡四个礼拜以后，薛杰巴茨基家举行了最后一次决定性的会诊，决定吉提就医的问题。她病了，在春天来临的时候，人们发现她的病情更加沉重。家庭医生早就要她出国治疗，但是她却不想去。于是，请来了一位名医。”小说引进名医，也同意谢尔巴茨基家去国外。情节就以基蒂同意出国而结束。
在手稿的最末一页，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关于奥尔德采夫农村生活的提纲：“春天。鸟儿在飞翔。村妇们还没有晒黑。正在播燕麦。人们来不及关照。奥尔德采夫亲自清扫，他担负起调解法官的工作，这是合理的，虽然……”句子没有完结。一些同一稿样的手稿，其中描写了卡列宁的出巡。因此，情节由薛杰巴茨基家决定去温泉治疗迅速转移到卡列宁出巡。情节出现了巨大的裂口。与定稿比较，缺少差不多整整第二、三部和第四部开头几章的内容。[59]
第五个提纲中所缺的内容在第二个提纲里已有。这说明托尔斯泰不想重写已经写就的东西。第二个提纲情节中断于卡列宁出巡的第一个句子上（“在分娩的几个礼拜前，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因公出外巡视去了”）。在同一稿样里，托尔斯泰几乎以同样的句子重新开始了第五个提纲的情节：“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接受了机关的委托，安排好去外省巡视的事宜，便动身了。估计他回彼得堡的时候，已经是安娜·阿卡谛耶夫纳分娩之后了。他认为对他说来她已经不被称为自己的妻子，而是叫安娜·阿卡谛耶夫纳。他似乎听到了她和嘎肯最近一次谈话，他自己认为，在她分娩前，无需他做任何事情。尽管他表面平静、安详而温和，可是，他自己坚定地认为，他再也不能在这个环境里继续呆下去，而必须断绝这种关系。”[60]开始，卡列宁给安娜写过几封劝导的信，只是在他确认，他的话被安娜当作耳边风时，他决定诉诸法律。这和定稿中安娜无视卡列宁的决定，公开在家会见情人他才决定离婚是有差别的。
在莫斯科大街上，卡列宁和阿拉宾夫妇相遇，他们盛情邀请他去做客。在回答多莉对安娜的询问时，他说出自己的不幸。“在拥挤的人群中，在车轮的咔嚓声中，在马车夫要马车夫让路的叫喊声中，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急于走开，第一次泄露出自己的秘密：‘达丽亚·亚历山特洛夫纳，您别对我提妻子了，我是非常不幸的。再见。’”[61]这之前，他为离婚拜访了一位律师。在定稿中也有卡列宁拜访彼得堡名律师的事。“不管（离婚诉讼）的繁琐手续多么可怕，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知道，那些手续都是应该办理的。他还有一线希望，期望他的忏悔牧师，莫斯科教区的最尊敬的神父拿出主意。这位忏悔牧师向他讲述的一切，使他无法平静……一向沉着而坚定的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却处于踌躇不决，一筹莫展的困难处境之中。”[62]
接着情节转到卡列宁在阿拉宾家和多莉的谈话。话题先是孩子们，随后就谈到安娜。一提起妻子，“他表情失色，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面对着为孩子们拖累而忧伤的多莉，卡列宁讲完了他忧伤的故事后说：“只有最后一条出路——离婚。”达丽亚惊叫：“什么都行，只是不要离婚……丈夫应当拯救妻子。”卡列宁说：“任何事情都应有个限度，要我饶恕这个毁灭我过去一切，我的信念以及我整个一生的女人，我绝对办不到。”[63]
客人留下吃饭。新的一章这样开场：“客人们在主人回来之前就已经到齐了。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迟到了半个小时，但……他在一分钟内就使所有的客人活跃起来……客人中有一位叫拉夫斯基的人（也叫罗夫斯基）。这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乡巴佬，他喜欢城市里的体操，一种似乎是补充城市生活的‘人工保健法’。……这个人当然为孩子和家庭辩护。”[64]
拉夫斯基和基蒂决裂以后第一次相会。“他听到从客厅传来他所喜爱的浪漫序曲的乐声，他知道，这是她演奏的，而且，他还知道，演奏这只乐曲就意味着她在召唤他。他走到钢琴跟前时，她站起来，微微一笑。‘您为什么要站起来呢？’‘我并不想奏出悦耳的乐声，我只是想招呼您来，谢谢您来了。您何苦要争吵呢？’”“是的，这是实话，但是，当内心不痛快的时候，头脑便发热；如果称心如意，我就会顺从大家，从来不会争吵。”“‘请您再别这样争论！’她担心自己说多了话，便装出一副女皇般的冰冷表情，向门口走去，但是他拦住她的去路，他感到幸福。她又坐在钢琴前，听他说话，一直到尤拉耶夫从书房转过来，马上争论起新音乐作品时为止。”以上就是未来列文和基蒂在牌桌旁谈话的场面的第一张草图的内容。[65]这里，奥尔德采夫又变成了拉夫斯基或罗夫斯基。
卡列宁从大家的谈话中得出一个信念：“在法律、宗教、公众见解都没有给他丝毫帮助以后，他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没有采取最原始简便的手段”——决斗。他回到客厅，果断地决定挑战。[66]门房给他送来了一份电报，上面写着：“我生命垂危；我请求你，恳祈你速归。有你的饶恕，死也瞑目。”卡列宁决定饶恕她，便动身返回彼得堡。安娜病危的场面，她的发昏的呓语。当安娜出现复原的征兆时，卡列宁对乌达塞夫说明自己的打算：“我的责任十分清楚地昭示我，我应当维护家庭、孩子的体面。我必须留在这儿，以便为她尽力，让我成为上流社会的羞辱、笑柄吧，我绝不会抱怨。”安娜复原后，按安娜的请求，乌达塞夫离开一个月，过了一个月，他又回来，痛苦的会见。卡列宁明白，安娜仍像先前那样地爱着乌达塞夫。乌达塞夫整天整天地在安娜房中度过。“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又去办公。他照常到她房子里来，只是吩咐安排好孩子、她和情人的生活。”这里，嘎肯又变成了乌达塞夫。随后的手稿十分详尽描写卡列宁受煎熬的生活。“他使他本人陷入了难于忍受、使他们两个和上流社会陷入不成体统、无法容忍的处境中。”司忒潘终于向他提出离婚的建议。经过痛苦的折磨，他以基督饶恕的名义，同意离婚。一月以后，他们便分离了。“乌达塞夫和安娜一同去远离莫斯科二百俄里的她的田庄，打算在这里举行婚礼。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怀着他忍受的全部耻辱的回忆，和儿子一起住在彼得堡，继续过着自己平凡的公务社交生活。”[67]
情节转到娶了基蒂的奥尔德采夫的领地里。在女主人公的近亲聚到一块儿的时候，加进基蒂关于奥尔德采夫求婚过程的叙述：基蒂和奥尔德采夫在莫斯科郊区的田庄相会。他们约好早晨骑马闲游：“……我别穿骑服，忽然，在那里一切全部都决定了。这时太阳还没有升起，而我的命运也和太阳一起升起了。”基蒂向亲人讲了奥尔德采夫求婚时说的话：“我记得，他说，‘我要，我已经决定了，我爱你……请你做我的妻子吧’。”[68]她的眼睛闪着幸福的泪花笑了。在奥尔德采夫和基蒂决定了自己命运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迎面驰来。车里坐着“一个身穿黑条纹呢服，头戴灰帽子的人”。他正是乌达塞夫。他去请牧师，为了他和安娜的婚礼。[69]对奥尔德采夫婚后一段时间不大和谐的家庭生活的描写，写进了定稿中列文夫妇一开始的那段生活。“这部分情节是以奥尔德采夫和奥布隆斯基（当时还没有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打猎与道丽拜访邻近的乌达塞夫田庄的穿插而结束。这个穿插与定稿相当接近。”[70]
接下来的情节在彼得堡展开。卡列宁离婚后，其姐住到他家，负责起教育侄子的任务。安娜和乌达塞夫来到彼得堡。萨夏（定稿中的谢廖沙）的生日，萨夏和父亲会见。尽管前后矛盾。他们谈话的细节，已经出现了谢廖沙和安娜会见的那个场面的萌芽。例如，儿子对父亲说：“爸爸，我不想睡，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真高兴，我马上就起床。”说着他又要入睡。“我梦见了妈妈，她送给我一个大、大的……”[71]“这件事要瞒住他”，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想着。“但是，说到她送来礼物的事，会引出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觉察到这一点，他也看出，儿子同样也觉察到这一点，于是，便赶快离开了儿子。”[72]有一天，卡列宁在玩具店里偶然和安娜及她的第二个丈夫相遇。“从他知道乌达塞夫与自己的妻子都在这里的时候起，就像飞蛾扑向火光一样，被她吸引着。……他想，应当去看她。”当他们在玩具店相遇的时候，“他觉察到自己的妻子，想去看她和他的心情，比以前更加急切。他顺着她所散射的光线感觉到了她，这些光线就像火光吸引飞蛾一样，也能从远处照射到他的身上。恐惶、难堪和无法忍受的痛苦一齐涌上他的心头。”安娜认出了他，“大家脸上都有激动、疑惑的表情，行礼呢还是不行礼，想抬起手来又想挪开，双方都忍受着困窘的折磨，两人几乎是擦身而过”。后来，安娜送来了一封信。请求允许会见儿子——他拒绝了。[73]
“乌达塞夫夫妇在彼得堡住了一个多月。上流社会的大门对安娜完全关闭了：接待他而不接待她。巴脱主演的《唐璜》在剧院初演时发生了一场丑事。从这以后，他们便去了莫斯科。在这儿，安娜从内心深处也没有感觉到和乌达塞夫在一起自己会幸福。她决定去看乌达塞夫的母亲，向她诉说他们的生活困难，请求原谅并请她调解他们和上流社会的关系。乌达塞夫的母亲以讥讽的态度接待了安娜，不相信安娜真实的绝望情绪。”安娜说：“我过去的生活是纯洁无瑕的。我认识了您的儿子（声音颤动着）并且爱上了他。我爱他，甚至准备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母亲讽刺道：“或者牢牢抓住他。”安娜继续说：“但是我不能使他幸福，给我带来了不幸。他和您断绝关系也使我痛苦。”母亲回答说：“我认为，您应该感到高兴才对，您是他的心肝儿。”[74]安娜说：“嘲弄我吧，但是，请您饶恕他，救救他吧！您能办到的。”她双膝跪在地上说：“亲爱的妈妈，能不能不吵呢？”在这种气氛中，她们没有谈多久。回到家里，从前那种绝望的感情吞噬了安娜，产生了死的念头，自杀。[75]
司忒潘的形象一步一步地，而且始终沿着一个方向发展。起初，某个大官员一般轮廓（早晨，挑选文件，动身去办公室的时候戴上十字勋章），随后，他的社会地位被具体化了（时而是代表，时而是“衙门”或法院的官员）。手稿还隐约地暗示出经济拮据。他读自由主义派的报纸。赋予他作为一个官僚的性格特征——就向奥布朗斯基所占据的那种位子。把贪求薪俸和贵族的破产联系起来，讽刺因素随着每个稿样得到加强。[76]在第一部最后一个稿样里，提出了出售森林的事，通过商人里亚比宁的形象来解决。和里亚比宁相会必然会引起小说伏线的发展。这个场面反映了巨大的历史过程：贵族的败落，资本主义的成长。
手稿的结尾专门写了另一条线索：“奥尔德采夫夫妇住在莫斯科，吉提着手调解安娜和上流社会的关系，这种想法和努力使她高兴，她正在等候乌达塞夫，这时候，奥尔德采夫跑来说，在铁轨旁发现了安娜的尸体，恐惧、孩子、生活的需求和安慰。”[77]
第二个提纲里拟好的计划，在第五个提纲里完全出现了。不同的是，未来列文的情节被插进好几个地方。但是，这条情节线索还没有完成。当时，作为长篇小说名称的主人公的情节线索，也就是引起这部作品第一个情节线索已经完全实现了——一直到结局，有斯塔夫洛维奇和巴拉绍夫的姓出现的第一个提纲同样以安娜的毁灭作结尾，其总体结构，几经修改变化，在第五个提纲里基本上完成了。
第六个提纲托尔斯泰从第一部开始，抛去了作为第五个提纲开头的插叙（动物园的牲畜展览会），重新回到第四个提纲里所写的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阿拉宾（这个姓始终保留着）和妻子吵架后第二天睡醒时的场面。从中间情节——未来的奥布隆斯基家发端，一下子就会使两条中心线索（安娜—卡列宁—弗龙斯基及列文—基蒂）交织起来。因此，托尔斯泰转回阿拉宾家，重新写了第一个场面，并不止一次地加工润色。[78]利季娅·伊凡诺夫作为彼得堡上流社会三个重要的团体之一的中心人物，在这里取代了苍白无血的卡列宁的姐姐基蒂，这种变化十分重要，它使情节越出了一个家庭的范围而扩大到社会集团的广阔领域中去。
无论是构成第二个提纲轮廓的第一个提纲的手稿，还是第二个提纲与整个第五个提纲都在长篇小说各部里被利用了，因为各部是在不同时期加工修改的，所以，托尔斯泰就要多次利用这些材料。仅第一部手稿总共有十来个稿样，如果把作者亲自修改过而没有保存下来的校样可以看作第十一个稿样，那么最后供单独出版、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稿可以看作第十二个稿样。作家对其他各部的创作也大体上重复着第一部的创作方法。
以上就是《安娜·卡列宁娜》创作的过程。
托尔斯泰强调艺术的真实，为了达到真实这一目的，他在塑造人物时，都有生活中的人作为原型。主人公安娜就是在多种原型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其主要的原型有三：
安娜的外表取自普希金的女儿玛丽亚·阿克桑德洛夫娜。托尔斯泰有一次和妻子的姐姐库茨明斯卡娅在图拉参加舞会，玛丽亚的美貌使托尔斯泰倾倒。他当时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当库茨明斯卡娅告诉他时，他拖长声音说，“哦，哦，现在我知道了。你瞧她脑后那阿拉伯式的鬈发，真是仪态大方”。库茨明斯卡娅说：“她被托尔斯泰用作安娜·卡列宁娜的原型，不是在性格方面，也不是在生活方面，而是在外貌方面。”[79]而贝奇科夫认为：“作家选择了诗人的女儿……作为自己女主人公的模型，把她外表上许多生动的特征刻画在安娜的身上，这也不能说是一件偶然的事。”[80]他认为托尔斯泰的选择与普希金对他的影响分不开。托尔斯泰对普希金是非常崇拜的，他曾对妻子索菲亚说：“我向普希金学习许多东西，他是我的父亲，我们应当向他学习。”[81]他还说过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是个宝藏，“作家应该不断地研究这个宝藏”[82]。
安娜婚后的不幸生活取自托尔斯泰朋友的姐姐季西科娃。她婚后非常不幸，她命运中的某些关键时刻被作家“嫁接入”安娜的命运之中。
安娜的自杀取自安娜·司捷潘诺夫娜。她居住在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附近的雅先基村，她因嫉妒比比科夫与家庭女教师的关系，一时醋性大发，卧轨自杀。托尔斯泰赶到了出事地点，为自己目睹的悲惨景象激动不已。他了解事情的全过程。
而列文一般都认为是作家自传式的人物。对此，托尔斯泰的大儿子谢尔盖曾列举一系列成为艺术家的“模特儿”的人，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他（托尔斯泰）是在为他们画肖像，他所取的只是所谓的骨架；至于小说中这个或那个人物的血和肉则不是取自一个人，而是取自和他相类似的另一些人。因此，可以断言，托尔斯泰笔下的所有人物——不是肖像，而是典型。”[83]在小说的第二主人公列文身上，托尔斯泰赋予了许多自传性的特点，尤其是作家对19世纪70年代俄国生活的看法及他这段时间的探索和危机。但谢尔盖坚决地证明：列文不是托尔斯泰的自画像，列文不是作家、艺术家，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他与托尔斯泰之间的区别。
加进列文的线索，扩大了作品的描写范围，列文提出了农奴制改革前俄罗斯社会的许多最重大、最尖锐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苦苦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样，小说中作家所喜欢的“家庭的思想”是和《战争与和平》中他所喜欢的“人民的思想”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种反映。
托尔斯泰本人曾强调自己创作构思的规模宏大，带有百科全书性质。
1877年，陀斯妥耶夫斯基写道，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所有我们俄国现有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了”。并称《安娜·卡列宁那》是“当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可以与之媲美的作品”。[84]
托马斯·曼认为《安娜·卡列宁娜》是“各国文学中最伟大的社会小说”。[85]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小说容量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