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时期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
战争，尤其是对于被侵略的国家来说，于国于民，都是一场灾难。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这个自鸦片战争后就活在侵略和反侵略交织中的国家，又开始了另一场更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1937“七七”事变则使这场局部的抗战演变成全民族的抗战。全面抗战八年，带给中国的不只是战场上的伤亡，与战争相伴而行的还有粮食短缺、物价飞涨、民生艰难等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民间人士纷纷建言献策，使得该问题在抗战时期讨论激烈。国民政府对此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问题，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对于抗战时期的粮食问题，以往学界多集中研究国民政府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很少涉及民间人士对该问题的看法，这里依据相关史料把政府和民间对粮食问题的讨论加以梳理整合，从中找出两者的共识及差异，以及这场讨论所起的影响，以期该问题的研究有进一步深入。
（一）抗战期间粮食问题的讨论
作为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粮食问题在战争时期更显得尤为重要。在抗日战争的前两年，国统区粮价比较稳定，粮食问题尚不突显。但是到了1939年夏秋之际，粮价首先从当时的陪都所在地四川开始上涨，随后其他地区的粮价也跟着上涨。直至 1940年下半年粮食价格猛涨，而且涨幅远远高于一般物价的上涨幅度，从而使粮食问题蔓延整个国统区并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抢购、抢米风潮充斥后方，使得后方的社会稳定受到了严重威胁。为稳定统治，国民政府开始关注粮食问题，同时民间人士亦对粮食问题纷纷建言。于是，有关粮食问题产生原因和应对之策的讨论成为后方的热点话题。
1.关于粮食问题产生原因的讨论
作为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粮食又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抗战的大后方是相较于战区而言，在地理上经常变动。一般来说包括滇、黔、川、陕、甘、宁、青7个比较稳定的省区，另外再加上处于战区的湘、鄂、粤、桂、闽、浙、赣、豫8省。新疆、西藏，远处西陲，基本不牵涉，一般不以大后方视之。由于战争、劳动力不足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战时大后方农业一直都不景气，其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在总体上是下降的，如表1-1所示[1]。
表1-1 1938—1945年主要粮食作物产量
由表1-1可以看出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在抗战期间总体上是下降的，尽管偶尔有些上涨。
在抗战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国统区并未产生粮食问题，那时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后方供应丰裕，再加上敌人尚未封锁所有海口，对外贸易尚且存在。但随着战争的扩大，时间的延长，粮食问题逐渐显现。至1940年，“国际路线及国内交通节节受阻，江运阻断，滨湖余粮不能后运”[2]，同时大量沿海人员陆续内迁，使得国统区的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十分紧张。随之后方粮食囤积居奇之风渐盛，粮价飞涨。同时，因为交通受阻，重庆及鄂西军粮民食几乎全部依靠川省接济，致使四川当地粮食供求失调，民情空前恐慌。另外，由于当年四川省春寒夏旱，秋收荒歉，致使川省粮价高涨。其后，抢购风潮、抢米风潮由四川、福建而席卷整个国统区。粮食危机演变成整个社会危机。
粮食问题的出现，原因错综复杂，对此，国民政府和民间人士各有看法，当然也有某些共识。比如，他们都认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之风对粮价的上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有人谈到：“近三十年来，我国内地各省的富豪以及官僚军阀们的资本，多用在侵略土地的一途。”[3]蒋介石在1940年3月15日给川省秘书长贺国光等的手令中也指出：“根据近日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奸商大贾囤积抬价居奇，诚堪痛恨。”[4]粮食部部长徐堪也认为，在抗战爆发后，一大批商人“看到粮食是可以赚钱的好商品，于是收购囤积，粮价自然跟着暴涨”。[5]又如战争造成劳动力减少，“要使一个士兵在前线作战，后方就要有六个到十个劳动者来支持他。我们现在有五百万作战的士兵，就需要有三千万以上的劳动者来支持他们，这些劳动者最大多是从农村里抽出来的，那么农业生产力哪能不受到很大的影响呢？”[6]交通运输的破坏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日本占领了我国大量公路、铁路，又因战争的需要，我方自行破坏了些铁道、公路、车辆、船舶、飞机等，运输设施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而且日本自1938年起开始对重庆进行空袭，以促使国民政府投降，一些交通要道被炸，造成正常的粮食运转受到阻碍。而我国对外贸易的海口又被敌人封锁，使“国际路线及国内交通节节受阻”[7]，从而直接影响了后方粮食的运输。至于二者对粮食问题出现原因的不同看法有以下几点。
（1）初期政府粮食政策是否落实到位。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并没有重视粮食问题，一直对其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正如时人所谈：“政府对生产未能视人、物、资三力，予以规定详确之计划，致成效难著，且时有浪费。”[8]尽管抗战伊始，国民政府颁布了《统制战时粮食管理条例》《食粮资敌治罪暂行条例》《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各战区粮食管理办法大纲》《非常时期粮食调节办法》《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等法令。同时为适应战时需要，战时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7月22日密令成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决定对粮食、资源、交通、卫生机构及人员进行统制。10月，经国防最高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农产、工矿、贸易3个调整委员会和1个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其中农产调整委员会即是负责粮食的收购、运销、储运及管理事宜。诚然，国民政府出台这些条例表面上是为粮食统制的先声，但是这些政策并未得到认真的落实，自由流通仍是主流。
等到问题真正出现之时，国民政府又把责任推卸于他人。1939年福建与四川两省首先爆发抢米风潮，并很快波及大后方其他各省。国民政府竟然诬赖说是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同时查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枪杀了共产党员。但事实真相却在蒋介石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中有所披露：“抢米之案，层见叠出。有人多疑为共党鼓动，企图暴动，而不知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故意囤积，致激民变。委座曾令省政府组织平准处，稳定价格。孰知评价之人，即系操纵之人，如何能制止风潮，消弭隐患？”[9]
（2）粮食短缺是否存在。时人称，中国虽以农业立国，历代惠农足食之政斐然，但“清代去今未远，其农业经济与粮食政策尤堪注意”[10]，且中国粮食供应尚且需要依赖外贸进口，据海关贸易统计，1933年至1937年五年中我国每年平均进口面粉59.5万吨、大米99.2万吨，由东北三省输入关内的黄豆等杂粮亦达33.1万吨。[11]至1940年，各大海口被敌切断，洋米来源断绝，使我国大后方粮食供应趋之紧张。然而国民政府部分高层官员却不以为然，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众人还沉浸于一片盲目乐观之中：“我国是农业国家，正在建设期中，突受暴力侵略，当初原是深可顾虑的一种危机，但是……大多数省份由于去年农产丰收，消费节约，民间反而显出充裕的现象”，“进入了第二期抗战以后，深信战时经济决无问题。”
由此可见，对战时我国是否存在粮食短缺或不足问题，事实状况与政府的认识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当然，其情况到底如何，必须在经过粮情调查、耕地面积、作物种植面积、人均消费数量等方面统计后，才能有一个较为实际的估计或结论，也才能成为政府制订实施农业计划、粮食政策的依据。
（3）通货增加与物质供应短缺。在一场战争中，通货增加与物质供应短缺问题恐怕是难以避免的，正如当时有人说：“在战时状态之下，因为物质的消耗激增，战时的支出很大，法币的发行额，当然有相当的增加。于是影响到物价。而物价高涨的问题，无论哪个国家，在战争的时期，都会发生的。”[12]如表1-2所示几省情况。
表1-2 中国农民所得所付物价指数[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100]
由表1-2可知，国统区物价在战争爆发后，整体是上涨的，粮价是其中之一，也不可避免地随之上涨，只是上涨的幅度不大而已。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爆发后，未足够重视至关重要的粮食安全问题，且随着东部大片产粮区相继沦陷，这个问题仍未引起注意，甚至还对地方当局管理粮食的行动深不以为然，致使此问题愈演愈烈。
2.关于如何应对粮食危机的讨论
俗话说：“足兵必先足粮”，“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粮食问题的出现，不仅威胁了大后方的统治，亦对抗战局势造成不利影响。国民政府为稳定统治、巩固人心出台相应政策，民间学者专家亦纷纷建言，一时间各方讨论竞相出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粮食问题的调查。抗战中重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粮食问题则是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对于粮食问题的解决事关抗战的前途，从某种意义上说，粮食对于抗战具有决定性影响。“但要合理解决粮食问题，首先根据正确的事实，先要对于粮食的各种实际情形，有一个明白清楚的认识。”[13]即要做好粮食问题的调查，“要明确粮食的实际情形，非有切实的调查不可”[14]。如果不能对粮食问题有个切实的调查，我们的粮政工作就不能办好。
那么粮食调查的要点是什么呢？民间学者施复亮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第一，调查粮食多余和不足的地方以及相应的粮食数量，这样才能以多补少，使缺粮地方不至于出现惶恐。第二，调查拥有粮食多余和不足的人数及相应数量，以便抽多补少。第三，调查多粮地方运至少粮地方的运输状况，以便对此做出相应的改进。第四，调查各种公私新旧储粮仓库的情形，以便给予改善。第五，调查各地粮食生产和消费情况，这样就可做到主粮和杂粮相互补充和配合。第六，调查粮食用于酿酒、熬糖和喂养家畜的状况，这样即可明白如何节省粮食以及省到何种程度。第七，调查各地耕地、荒地、非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以便开垦荒地、减少非粮食作物土地面积，做到粮食的增产。第八，调查各地粮价高涨及原因和各地粮价的差异及其原因，以谋平抑或稳定各地粮价。第九，调查过去各种粮食管理机关在组织、人事、方法、实施中有无缺点，以求作出相应的改进。把握以上九点，对粮食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根据这九点，我们即可得出粮食调查的项目，即详细内容，“调查项目的多寡，可以依调查的需要（着重点），调查人的程度，调查的地点和对象，调查的期间和方法等而不同”[15]。
调查粮食的各种情况，显然其目的是解决粮食问题，经过各种调查，获得各种相应的原始资料，我们方可做出各种图表，拟出相应的具体解决方案，支持抗战到底。
随着粮食危机的出现，国民政府也加以重视。蒋介石在1940年3月15日给川省秘书长贺国光等的手令中指出：“应即查明存量，作有计划之平价销售，务期平民生活，不受影响。”[16]随后，四川省粮食管理委员会开始了普遍总检查，规定凡存米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二成保留静候政府命令于必要时给价收买外，其余限于四个月内出售。
（2）关于粮食的生产。纵观整个抗战历史，战时发展粮食生产意义重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经济日趋困难，“尤须力谋自力更生”[17]，更何况“立国之本在于经济，战争之起及胜负之决定亦在于经济”。[18]所以各国都在谋求经济的发展，我国欲自立于世界，更要致力于此，如此方可获得胜利的结局。
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生产这一环节，且时人更是把促进粮食生产，改变土地政策作为积极的粮食政策。时人陶镕成称：“我们要在抗战中建国，所以必须在抗战中实行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19]其目的是实现平均地权，进而由耕者有其田发展到土地国有，为此现在必须做到的最低限度工作：实行减租、充分征发地主不耕作土地交给农民耕种、改变租佃制度，保护佃农的合法利益、实行一部或全部地租归公、奖励垦殖，提倡集体农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粮食政策偏于管制，很少涉及生产，更不愿意实行积极的土地政策。比如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二五减租”，但会后绝大部分省区都是没有任何行动的。再如，蒋介石在1941年6月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又提到了“如果土地政策不能实现，粮食管理不能施行，那不只是国家经济没有基础，就是整个国民生计亦必由纷乱而陷于绝境”。[20]虽然他言辞中多次提到要实行国父的土地政策，但其后并没有什么切实行动，直至抗日战争结束，也没见到国民政府实施什么积极的土地政策。
至于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状况，陶镕成先生给出了几点解决办法：第一，设法使调防退休的士兵持锄耕种，因为上前线的士兵十有八九都是农民，他们有耕种的技能和经验。第二，发动妇女从事耕种，尤其希望城市里高唱救亡图存的女青年们能发挥带头作用，领导妇女军的耕种工作。第三，倡导假期农作运动，周末和寒暑假若是浪费实在可惜，应该将其充分运用到农业生产方面去，正如蒋介石所说：“我们要一人做二人的事，一日做二日的事。”[21]
（3）关于粮食的管理。粮食管理千头万绪，如何加强战时粮食管理，国民政府和民间人士围绕粮食管理机构、仓储建设、粮价平抑以及粮食市场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建立健全粮食管理机构。国民政府为加强对粮食的统制，于1940年8月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全国粮食管理局组织规程》规定其职能为：“统筹全国粮食之产销储运，调节其供求关系。”其后，全国粮食管理局便召开了全国粮食会议，并公布《粮食管理纲要》。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政府断断不能坐视，所以我决定对于本省要即时实施粮食的管理”[22]。根据《粮食管理纲要》规定，各省设粮食管理局、县设粮食管理委员会，作为地方粮食管理机构，管理有关粮食的各项事宜。1941年7月全国粮食管理局被撤销，改立粮食部，隶属行政院，以统筹全国军粮民食；各省粮食管理局则被改为粮政局；各县粮食管理委员会改为粮政科。时人翁之镛撰文表示对政府这一政策的支持。
第二，组织农业仓库。随着战争的继续，各国经济皆出现疲倦，我国尤甚，特别是农村经济。所以为安定农民生活，“免受谷贱伤农之流弊”[23]，时人都认为非组织农业仓库不可。农业仓库的主要业务“固以经营农产品之储藏以及保管，且有活动农村金融作用之储押与调剂国民粮食之作用运销使命”。[24]同时，农业仓库明文规定不可以经营为目的。其中，保管，即农产品寄托保管乃是其生命业务；加工，即农产品的商品化和现代化，亦是不可或缺业务；运销，虽未是其业务之一，但其重要性极大；金融，“农仓应对农民以农产品或农仓证券抵押而给予金融活动”[25]，不仅是重要业务，而且是农业仓库的重要使命。
其实早在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已开始推行农业仓库建设。1933年5月，全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国民政府要求农民银行须在各县设立农业仓库。同年《实业部农业行政计划纲要》中拟定筹办农业仓库。此外，实业部还出台了《农仓法草案》，通过审核后颁布各省市遵照执行。时人称之：“为求农产品资金之便捷乃发行仓库证券；为予农民以低利生产资金之自由融通乃办理储押；为使农产品之有利脱售乃举办加工、包装以迄于运销；为调整食粮价格乃举行收买与平粜。其目的是使农村金融周转灵活。”[26]到了战时，国民政府更是积极推行农业仓库建设。经济部于1938年9月出台《非常时期简易农仓暂行办法》，此后，农本局自设的农业仓库由原来的31个增至47个，总容量达到59万多石。1939年仓库数目达到了77个，总容量达到191万多石，1940年数目下降为69个，但总容量增加到331万石。[27]另外，农本局为适应战争需要，积极协助农民办理简易农仓和协办农仓，以便供存储粮食及其他农产品。
第三，平抑粮价。面对粮价的上涨，稳定粮价成为当务之急。时人认为平抑方法，不外乎三种：第一，增加生产“以备米粮不足”；第二，节省消费，如禁止酿酒、改良杂粮等；第三，管理粮食，调和米粮供需，稳定价格，其积极做法为公买公卖，消极的是维持粮食之自由市场。[28]
粮价与物价息息相关，因此粮价的管制亦成为国民政府重要使命之一。在1940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与会者着重讨论了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认为“粮食物价关系民生及社会秩序最切”，“务使民食无恐慌之虞，物价收稳定之效。”为此，会议做出了首先平抑陪都粮价的决定。然国民政府在不同时期其具体做法是不一样的，前期集中于“平价”，后期则致力于“限价”。因此《关于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关于加强管制物价的训令》《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实施办法（粮食部分）》《管制粮价、物价、工价最重要之方针》等政令相继出台。
第四，加强对粮食市场的管理。打击囤积居奇历来是国民政府的工作重点，1940年8月颁布的《管理粮食治本治标办法》规定，“凡购粮囤积超过自用范围或粮商囤积未售者，限期全部陈报出售，逾限不售，应予没收或按应有粮价科以罚金，今后发现有囤积情事，立予同样处分”[29]。还规定“凡反抗粮食管理者，以扰害治安论罪，并由军法机关按军法审判之，各县粮户或囤户应行出售之粮食，应由限定各县及各乡镇每月每日列榜公布之。如有漏列，应由乡镇保甲长负责检举，由县派人密查，并准人民密报，凡密报属实者，应按没收粮价半数给予奖金”。[30]1941年1月又颁布了《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对此，民间人士也是大力支持，有人指出：“上面叙述粮食问题的主要症结，其第一第二第三各项，都是关于囤积。为对症下药起见，必须严格取缔。”[31]
第五，确定粮食供应区。战时粮食政策的出台，或多或少增加了粮食的供应量，那么如何分配？时人有谈到：“分配的意义有两方面，其一为粮食生产区与消费区的盈亏分配，是一种调节工作；其二为对粮食的用途和对每一个人民的一定消费量的分配，是一种节制工作……这些工作都应该由政府统制进行。”[32]在切实实施中，国民政府确实进行了统制，例如：在全国粮食管理局1940年11月11日召开的粮食会议上，重庆市市长吴国祯就提出，要对较大都市如成都、重庆所需要的粮食，必须分配于产粮各县定量供应。会后粮食管理局还颁布实施了《各县供应重庆市及疏建区粮食办法实施纲要》。
（4）关于田赋征实制度。为应对粮食危机，时人和国民政府都进行了一定讨论，并在国民政府必须控制一定粮食，掌握粮食生产方面达成共识，但就通过何种途径来缓解粮食危机尚有分歧。正如当时有人所谈：“粮食问题实时颇多议论，尤以最近数月为甚。或主张国有公营，或主张自由流通，虽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然问题之严重性，及严重趋向之可处，已为国人所重视矣。”[33]国民政府方面，孙科等人主张国营，“设以四川来说，假如我们就说少一点，地主所收谷租，只占稻产的五成，也有四千万石谷子在地主手里，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把这一半转到政府手里呢？如果讲革命手段，也可以没收的。我们是用和平方法去收。国家下一个命令，对农民说，你们明年缴谷租，不要直接交地主，都交到国家收谷机关。地主如果问你，你可以对他说，已交到国家，国家自然替你应付。比方100担谷子，地主向国家索租时，国家给他一半现钱，其余一半，给他建国储蓄券，替他在银行储蓄起来。如此办法，并不是没收。一转移间，就可以把粮食拿到国家手里”[34]。民间人士粟寄沧称其为“经理佃租以控其量”，“管制市场以定其价”。[35]
由于这一主张颇为激进，也引发了时人的担心，有人就指出：“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很通的，做起来恐怕有困难。拿四川省说，一般大地主，都是从前的军阀，军阀时代所发的财，全买了田地。其余一般发国难财的人，也要买地。这一般人，都是很有力量，政府要集中他的余财，他们一定会反对。”[36]为此，国民政府不得不另辟新径，即田赋征实。“时贤有主张专卖者，有主张公有者，有主张征发者，其用意皆在使政府控制一定数量的粮食，以为管制之基础。惟或以牵动太大，或以需资过多，均难付诸实施，独田赋回征本色，较为切实可行。因中国田赋，历来皆征本色，全征折色，不过才数十年间事，人民既较习惯，标准亦有成规可循，而其能提供政府大量之粮食，又与其他各方案无异，故最后乃为政府所采用。”[37]1941年4月1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为适应战时需要，拟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的决议，随后财政部遵照决议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制定接管步骤、管理机构及各项实施办法，决定在1941年下半年接管各省田赋，至9月底接管完毕，此后，中央接管了属于地方收入的田赋。1941年7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16条，其中规定：“各省田赋征收实物依30年度省县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产麦区得征等价小麦，产杂粮区得征等价杂粮）为标准。其赋额较重之省份，得请由财政部酌量减少。”[38]1942年又将这一个折征标准提高为每元税款折征稻谷4市斗或小麦2市斗8市斤，净增一倍。
（二）关于粮食问题讨论的评价
抗战时期，面对粮食问题的出现，国民政府和民间都有所表示或行动，从粮食问题出现的调查到粮食的生产、管理、田赋征实制度皆有所涉及。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开始改变过去的放任自由政策，实施积极的粮食政策。不论是国民政府与民间人士的讨论还是国民政府切实实施的策略，我们都应该看到其积极效果，对其给予一定的肯定。
1.讨论是全民族万众一心进行抗战的体现
“忧危启人智，厄穷见人杰”，近代史上的中华民族即是如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至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更是把整个中华民族完全逼到绝路上。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成中国之巨祸，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39]那么20世纪30年代日本再一次发动的战争则成为中华民族完全觉醒的动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难当头，不仅国共两党走向了合作，而且平民百姓也加入了抗日战争的大洪流之中，中华民族走向了空前的大团结。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呼吁，“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的庐山讲话，为对付共同的敌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而时人对粮食问题亦建言献策，积极性高涨，何尝不是全民族抗战的生动体现呢？如动员妇女、调防士兵、休假职员和学生进行粮食生产，正好体现了中共《抗战救国十大纲领》中“全民族动员”这一要点。
2.讨论是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原因之一
民间人士的参与、国民政府的积极应对，使得战时粮食问题得到一定缓解，对支持和坚持抗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一，保障了军粮供应，所谓的粮食危机，主要是供需问题，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实和三征后，粮食即有了稳定的来源。且战时军队重要性显而易见，故而国民政府在粮食分配上把军粮放在第一位，其后才是公粮和民食；第二，促进国家财经工作好转，随着战争的持续，战时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严重，而随之而来的征购、限价和田赋收归中央都起到缓解财政危机的积极作用；第三，稳定了战时大后方的统治，随着粮价的高涨，抢购风潮席卷了整个国统区，弄得人心惶惶，而国民政府的民食供应和调节处的设立、平抑粮价、取缔囤积居奇等诸如此类的措施对解决民众吃饭问题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第四，打击了日本“以战养战”策略，长时间的作战使得资源本就匮乏的日本在沦陷区实行“以战养战”之策，国民政府为此设立粮食管理处以防粮食资敌行为。此外，国民政府还曾派“经济探险队”深入敌后进行活动，对敌实施粮食抢购，与之进行经济战、物资战。
3.讨论促使国民政府在战争期间重视农业问题，缓解农村压力
面对粮食问题的讨论，国民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推广农业技术、增加农业生产、加强农业仓库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首先，各机关利用农业仓库发放贷款有助于全国农村金融的流通。其次，相较高利贷的利率来说，农业仓库的利率比较低，故而利率偏低的储押贷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利贷的盘剥。此外，农业仓库的某些经营活动也可给贫穷的农民增加一些微薄的收入，如农民可以储押农产品待价而沽以增加收入。总而言之，抗战期间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不仅缓解了战时粮食危机，而且促进了当时农村社会生产环境的改善，在一定程度缓解了社会矛盾。
总体来看，抗战期间这场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国民政府和民间人士都积极投入，提出各种意见，涉及粮食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应之策。其中既有共识，亦有分歧。其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简言之，一方面，作为全民族抗战生动体现的这场讨论有助于战时粮食危机的缓解，为抗战的胜利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因素以及国民政府自身利益等方面的原因，国民政府的粮食政策偏于管制，很少涉及生产，与民间倡导的某些积极的粮食政策尚有差距，对国民政府和社会的发展亦有不利方面。但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其积极方面是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