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的出版意图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伴随着跨语言学、美学、神经科学和脑成像技术的发展，西方哲学思潮开始着眼于将“结构转向解构”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主线之一，国际关系理论也陆续出现“语言转向”“美学转向”“情感转向”等交叉学科的研究，这不但是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核和辅助假设进行扩充和重新解读，也极大地缓解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之间逐步扩大的张力。其中，语言转向和美学转向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本体论和研究范式，情感转向则是立足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批判与超越。有学者指出，虽然从语言维度和美学维度能够对世界政治中权力、安全、利益等核心概念进行合理的理论解构，但是这两种维度皆缺乏实践性，如国家依靠独白式的自传体叙述或美学表征无法维护身份的稳定，且两者的能动性主要是通过建构出不同的情感并作用在行为体上来表现的。换言之，在这两种新的研究范式中，情感是中介变量。对于（群体）情感的研究，中国学者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西方是类别化思维，其学术指向为知识型哲学，体现的是科学理性；中国是关系式思维，学术指向境界型哲学，体现的是实践理性，尤其是中国的儒家理论对情感问题的见解更为深刻且全面。在具体外交实践中，中国也一直倡导“情感外交”。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将和平发展作为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根本路径，将亲诚惠容作为开展周边合作的基本理念”。[1]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2]和“亲诚惠容”[3]等用词都蕴含着明显的情感因子。然而，当前中国学者对于世界政治中的情感理论研究仍然远远落后于国外学者。鉴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趋势及中国外交政策对群体情感理论分析的欠缺，本书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系统地梳理分析国外学者对国际关系中关于群体情感研究的知识图谱和应用逻辑，全景式地再现国外学者对该领域研究的时空动态演化历程，希望能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生成和发展寻找到一个有力的擢升点。

本书的出版背景是自2022年年初伊始，乌克兰危机逐渐升级，欧洲国家在俄罗斯和欧美的激烈博弈中，纷纷表明自己的立场。土耳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黑山等国纷纷发文谴责，“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并侵犯了乌克兰的领土独立和完整”[4]。但是，整个欧洲只有梵蒂冈、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以及塞尔维亚没有制裁俄罗斯。其中，梵蒂冈作为袖珍国一直不参与此类国际事务，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都是欧洲制裁的对象，唯独塞尔维亚在欧美软硬兼施下不仅保持军事中立，还在媒体舆论上倾向于俄罗斯，称“不管发生什么，不管立场多么艰难，85%的塞尔维亚人永远支持俄罗斯”[5]。除此外，塞尔维亚境内民众还频频发动挺俄游行。这已经不是塞尔维亚第一次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下面临抉择，其在2014年的俄乌危机中，亦是坚定地站在俄罗斯一侧。作为一个亟须经济援助且确实得到丰厚物质支持的欧盟候选国，塞尔维亚本应该与欧盟的对俄外交政策偏好保持一致，但却坚持选择与其背道而驰，这与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中的“成本—收益”原则相违背。同时，塞尔维亚历经多任性格迥异的总统，对俄罗斯政策偏好一以贯之地呈现出口头宣言上积极加入欧盟，但实际行动及精神上却严重支持和依赖俄罗斯的特点，这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中强调决策者个体独特性的传统亦不相符。也就是说，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塞尔维亚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偏好选择的解释力式微。这主要在于两种模式间出现错位性对立，且皆忽视了对外政策偏好的来源。笔者通过引入群体情感这一中介变量，为两种理论的弥合搭建起桥梁，而且也为客观分析塞尔维亚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偏好提供了新的路径。

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何急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诱惑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越无法解释现实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诸多“例外”，亟须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理论综合是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与相关理论平均差异最小的中介变量来搭建新的分析框架[6]。本书以关系性逻辑为基础，在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选取适切的自变量，引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作为黏合驱动剂，以此构建出能够解释塞尔维亚对俄欧的政策偏好差异的新视角。全书共七个章节，具体来说：

第一章首先基于现实经验层面的困惑和理论范畴内的反思，提出本书的选题依据以及核心假设。然后通过回顾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阐释群体情感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影响一直无处不在，但国际关系学界对该因素的研究处于忽略的状态，导致与国际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不断拉大。

第二章首先梳理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对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基本假定，以及两者之间的可弥合性。然后阐释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基本特点，论证群体情感既是国家理性的基线，也是个人情感的趋同，分析其作为中介变量弥合两种模式错位性对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这为下文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自变量的选取以及探讨各要素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首先阐述当前国际社会中越发明显的群体分化现象，然后立足于探讨群体情感中介作用的研究目的，在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多样化自变量中，选取具有粘合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特征的四个自变量，分别是单元层次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本土实践，以及体系层次的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规范。最后论证群体情感这一中介变量不仅与自变量之间在作用上存在先后顺序，在逻辑上也存在着因果关系，即群体情感先是被这些自变量影响，然后又传递影响着因变量。

第四章在单元层次进一步细致论证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是如何在内部通过群体情感类别化进程来塑造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其中，共同历史记忆在时间维度上积累出政治基调情感，政治基调情感塑造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舆情态势，维系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合法性，框定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宏观方向。本土实践是决策者在空间维度上因时因事地激发出群体即时情感，因为任何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政体下，决策者与普通民众存在信息、兴趣、影响力的差异，决策者要保证某特定对外政策的主导性，就必须去个性化，以某一群体内情感的高级识别者身份，通过引导和利用即时情感来影响国内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注意偏向、概率判断以及行为选择。

第五章在体系层次上进一步细致论证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是如何在外部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进程来建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外部环境。地区安全结构相较于国家间经济军事的物质力量对比，更加强调关系性权力与国家之间的亲疏关系，亲疏关系决定着国家间彼此对威胁的认知与判断。目前在东亚与欧美地区分别在希望与焦虑情感关系主导下形塑出零和博弈的安全结构，欧美与中东欧地区分别在焦虑与羞辱的情感关系主导下碰撞出了外源合作安全结构，中东欧与东亚地区分别在羞辱与希望情感关系主导下促成了内源合作安全结构，不同地区安全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有着不同的外部体系压力。同时，地区规范存在着多样化的困境，往往通过羞辱施压等手段来迫使主权国家将其内化，进而转变其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至此，本书证实了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之间具有因果相关性的理论预设。

第六章是以塞尔维亚为例来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先是分析塞尔维亚的政策偏好特点是对欧盟超越经济务实主义，对俄罗斯超越个人精英偏好，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式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无法很好地解释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然后根据穆勒求同法，得出群体情感是影响塞尔维亚政策偏好的决定性中介变量；最后对塞尔维亚对俄欧情感的类别化与比较进程进行分析。

第七章一是再次回应一些质疑研究群体情感的言论，以此为本书的立意做出总结；二是补充说明本书的研究能够为中国的情感外交提供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三是对本书未来研究的空间提出进一步的思考。

[1] 孔铉佑：《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创新》，http：//www. qstheory.cn/zhuanqu/tujie/2019-04/26/c_1124420271.htm，2019年4月26日。

[2] 王清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赋义》，《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7期。

[3] 刘博文：《中国对周边中小国家的情感投入——双向逻辑与双重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2期。

[4] Balkan Insight，“Serbia Under Pressure to Join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Says Vucic”，（Feb 2022），https：//balkan insight.com/2022/02/22/serbia-under-pressure-to-join-sanctions-against-russia-says-vucic/.

[5] TASS，“85% of Serbians will always support Russia whatever may happen”，（Feb 2022），https：//tass.com/world/1407763.

[6] 张发林：《国际关系的理论回归与基础路径——以国际制度理论为例》，《国际论坛》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