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依据

一 问题提出

本书的选题源于现实经验层面的困惑和理论范畴内的反思：2006年，塞尔维亚与黑山解体，宣布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塞尔维亚基于推动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务实战略目的开始向欧盟靠拢：先是于2008年同欧盟签订了《稳定与联系协定》，跨出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第一步；然后于2012年成为欧盟的候选国，这使得塞尔维亚的政治经济安全得到了保障；之后，塞尔维亚虽然做出一系列的努力去满足入盟条件，甚至在欧盟的主持和压力下与科索沃缔结了促进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但其“转正”道路依然进程迟缓[1]，到目前为止15年（截至2023年）仍未正式加入欧盟。究其原因，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的差异是阻碍其欧洲化进程的主要内在原因[2]，这主要表现在塞尔维亚对俄罗斯的精神依赖远大于欧盟对其实用性经济利益付出，这种不易衡量的国家情感因素成为制约塞尔维亚正式加入欧盟的重要砝码。

具体来说，自塞尔维亚申请入盟以来，欧盟积极地满足其经济利益的诉求，并成为塞尔维亚迄今最大的援助国、最大的贷款国以及最大的投资国。在入盟援助方面，欧盟不仅在2007—2020年累计为其提供27.9亿欧元的入盟前援助资金，占了塞尔维亚所接受总援助额的89.49%，而且在2014—2020年，为塞尔维亚的法治、公共行政改革、社会发展、环境和农业等重要领域的拨款捐助14亿欧元[3]。在项目贷款方面，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分别在塞尔维亚累计投资了59.1亿欧元和57.78亿欧元的项目资金[4]。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欧盟对塞尔维亚的年度外国直接投资超过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多，并在塞尔维亚进口的总份额从62.8%上升到66.1%[5]。相较于欧盟，俄罗斯则对塞尔维亚经济贸易的影响较小且一直在下降，不仅在同期内对塞尔维亚进口的总份额从13%下降到7.0%[6]，反观俄罗斯的统计报表中甚至没有提到过有对塞尔维亚提供援助的数据[7]。并且，在2006年以来的历年民意调查中，认为“塞尔维亚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国家”的俄罗斯民众占比从未超过8%，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塞尔维亚目前只是一个“睡眠资源”，一个“处于其利益边缘”的国家[8]。

根据传统理性选择模式的“成本—收益”原则，塞尔维亚作为要求加入欧盟的主动申请国，且从欧盟得到了亟须的物质支持，其对外政策偏好应当与欧盟而不是俄罗斯保持一致才是合理的，但事实却是截然相反。特别是在2013年和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中，俄欧之间的较量达到顶峰，欧盟决定对俄罗斯实施各种制裁，要求其成员国及候选国亦参与该行列，并承诺会弥补因对俄实施制裁而遭受的损失。该地区大多数欧盟候选国，甚至是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最为紧密的黑山都加入了该行列，但只有塞尔维亚不顾欧盟及周边国家的谴责，不仅坚决不加入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还主动向俄罗斯出口大量的农副产品，更是在俄欧对峙最激烈的时刻选择与俄罗斯签署了关于军事合作的双边协议以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定期组织联合军事演习，成为唯一参加俄罗斯“坦克之舞”军事表演的欧洲国家[9]。塞尔维亚除了在政治领域的政策偏好与欧盟步调不一致之外，在能源领域同样如此。欧盟一直试图在能源问题上降低其成员国与候选国对俄罗斯的依赖，但是塞尔维亚却一直在稳步增加与俄罗斯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合作。双方不仅合作修建了一段穿越塞尔维亚422千米长的南溪管道，塞尔维亚更是将其51%的石油工业（NIS）以未经招标的方式和4亿欧元的低价卖给俄罗斯的Gazprom Neft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这使得塞尔维亚成为该地区唯一一个在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合资企业中拥有少数股权（49%）的国家[10]。更令人费解的是，塞尔维亚的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对欧盟和俄罗斯经济付出的感知与事实是截然不同的。据2015年塞尔维亚民意调查显示，半数的塞尔维亚民众回想不到当年发生的与欧盟一体化有关的事件，仅9%的人回忆起与科索沃缔结的新协议。不仅如此，塞尔维亚还将俄罗斯置于其友好国家名单中的榜首，认为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符合塞尔维亚的最大利益[11]；塞尔维亚民众还普遍将俄罗斯总统普京视为塞尔维亚最信任的外国领导人[12]，这种态度直接表现在塞尔维亚南部一个名为阿德因斯的村庄，该村庄居民通过公投将村名改为普蒂诺沃（Puti Novo），在塞语中意为“Putin's village”（普京的村庄）。同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塞尔维亚之所以能够遏制病毒在其国内快速蔓延，除了中俄的适时援助外，主要还是得益于欧盟过去20多年在卫生和健康领域以高达4.5亿欧元的捐款帮助塞尔维亚完善卫生系统，但塞尔维亚民众普遍认为长期以来对其援助最多的是俄罗斯[13]。

根据以上事例，一定程度上说明塞尔维亚对俄欧的政策偏好差异是影响其欧洲化进程的主要内在原因，同时也证明经济物质吸引力不是影响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的决定性因素，即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不适用于解释该经验困惑。那么是非理性因素影响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的差异吗？对此，个人认知心理模式（个体主义本体论）把重点放在作为国家代表的执政者个体偏好上，认为是决策者善变、激进、保守等个人情感特征指导并影响国家行为。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何自塞尔维亚立国以来，一方面历经多任不同性格特质的总统，另一方面各政党之间亲俄或亲欧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塞尔维亚的对外政策偏好最终却一以贯之地呈现出口头宣言上积极加入欧盟，但实际行动及精神上却严重支持和依赖俄罗斯的特点。究其原因，领导者个体偏好是否能代表整个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是经不起考究的。这一方面在于个体情感难以涵盖所有的情感形式和种类，且人是社会性动物，多以群体的形态参与各类社会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始终伴随着群体情感的现象。另一方面在于，这种凡是将理性选择模式无法解释的现象统统归于某个领导者个人反常心理的研究路径，只能够让他者将该国所有不理性的言语和行为统统视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似乎具备反常心理的领导者做出什么都是合理的。这不仅难以使我们探究这种非理性手段之后是否存在着具体稳定的原因，也无法为实际的应对措施做出有价值的参考。

再者，传统理性选择模式基于宏观理论指导，是以数理统计、形式模型、博弈论等工具进行形而上、纯理论化的知识导向型研究；个人认知心理模式基于微观理论指导，是以个人高级心理活动过程为工具来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案，这其实是一种主观理性[14]，且对情感研究遵循的逻辑是：情感与理性是两元对立的，决策者作为独特的个体在过滤备选方案时，其对风险的认知、评估与判断，甚至是对外政策的目标，都不可避免会受到各种情感的干扰。但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分析主要关注的是集群行为，需要中程理论[15]（Middle Range Theory）的指导，强调情势性要素的作用，关注变量的趋同及研究群体的融合，并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地解释某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而不是要全景式地展现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对此，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安娜·麦凯（Diane M.Mackie）和埃利奥特·史密斯（Eliot R.Smith）等学者提出了集中关注集群行为的群体情感理论（Intergroup Emotions Theory，IET），该理论弥合了上述两种模式的不足，既探寻了国家理性产生的深层基础，也拓展了个人情感上升到群体情感的渠道。其理论观点是：（1）理性与情感并非两元对立的，国家理性的反义词不是群体情感，而是不加节制的武力使用，即真正理性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是在群体情感指导下形成的；（2）在现实对外政策偏好形成和转变中，决策者并非在用理性排斥非理性，抑或是以非理性取代理性，事实需要这两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3）国内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在制定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过程中不是独特的个体，而是作为其所处群体中情感的高级识别者，引领或利用群体情感来实现其所代表群体的利益诉求；（4）群体情感相较于个体情感在国际关系中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虽然其发端于人性的第一意象，但亦可对第二意象的国家及第三意象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范发挥作用[16]，即群体情感在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不同层次因素中发挥着普遍性的中介作用。

本书据此提出核心假设：群体情感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中介变量。中介变量意味着变量之间在作用上存在先后顺序，在逻辑上存在因果关系。即中介变量被自变量影响，同时中介变量传递地影响着因变量。但也存在着自变量直接影响因变量的可能性，只是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交互作用对因变量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就本书而言，群体情感是中介变量，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是因变量，自变量分布于单位层次与体系层次，需进一步筛选。

分假设一：根据关系性逻辑，在单元层次选取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在体系层次选取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为自变量；

分假设二：共同历史记忆以基调情感为桥形塑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方向，本土实践以即时情感为梁引领国家对外政策偏好选择；

分假设三：地区安全结构以群体间情感碰撞为媒限定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环境，地区规范内化以群体间情感评价为介推进国家对外政策的转变。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研究目的既不是要否定军事力量、经济利益等物质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影响，也不是要预测塞尔维亚未来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更不是要推翻既有理论范式。笔者将本书研究问题的边界锁定在探讨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是如何通过群体情感这一中介变量来形成和转变的。再者，笔者之所以以塞尔维亚为例，一方面在于其是当前欧洲化议题和地区热点中的主要子问题，另一方面在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不等于对外政策行为，更不等于对外政策结果，偏好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概率性的，并非决定性的[17]，群体情感这一变量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皆发挥着中介作用，只是概率大小不同而已。其中，群体情感对塞尔维亚对外政策偏好概率比重很大，表现出典型的代表性。

二 研究意义

首先，主流的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对外政策偏好解释各有侧重，两者经常陷入互相攻讦的境地。为提升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理论的适用度，虽然有学者试图通过多元启发、双层博弈等综合模式来弥合两者之间的错位性对立，但最终皆没有摆脱理性与非理性二元对立的桎梏。所以，这两种模式与国际关系现实变化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并日渐陷入前所未有的“解释危机”和“预测危机”之中。本书以群体中的情感作为中介变量，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客观地看待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在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之间搭建起桥梁，拓展并完善现有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分析链条，为既有各种层次的解释进行有益补充。

其次，目前关于情感，尤其是个人情感在国际关系中应用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而群体情感作为个人情感中的一部分，是各行为体在政治参与时所调动起的主要中介变量，但是学界鲜有关于群体情感的战略作用研究。现有的成果也多是囿于质疑群体情感的不可测量化，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从这个角度讲，本书可以说是为该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

最后，以往学者分析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议题，多是从欧盟的视角出发，认为中东欧国家积极申请加入欧盟要么源于欧盟的经济物质吸引力，抑或源于欧盟所推进的社会化和制度化进程，以此形塑候选国的身份和偏好。这种单一的外部理论视角导致欧洲化进程研究总是存在傲慢的惯性，即自上而下的将欧盟制度或规范应用至民族国家中[18]。本书以塞尔维亚作为主体来研究其对外政策偏好，自下而上的探讨欧洲化进程中民族国家自身的考量，这将不仅有利于改善该领域研究过程中欧美学者的傲慢心态，同时也拓展了研究欧洲化进程动力和过程的理论创新路径。

本书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塞尔维亚作为巴尔干半岛的重心，不仅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也是欧盟成员国、东南欧及中东国家各大走廊 （包括航空、公路、铁路、水路） 之间互动的重要交通枢纽。塞尔维亚重要的地理位置导致其自诞生之日起就对全球主要的几大战略性力量具有重要意义[19]。

首先，对于塞尔维亚自身而言，其作为俄欧两个异质大国在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大国平衡战略是其对外政策偏好的总方针，通过分析群体情感对塞尔维亚的俄欧政策偏好的影响，有利于深入了解塞尔维亚政府是通过何种方式塑造群体情感来适时推动并转变国家政策偏好，以此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

其次，对于俄欧而言，了解塞尔维亚对群体情感的灵活运用，一方面有利于欧盟更深入地理解塞尔维亚欧洲化进程缓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有利于理解俄罗斯又是如何凭借把握对塞尔维亚的群体情感，以低成本来维持与塞尔维亚的长期关系。

再次，对于中国而言，中塞双方具有历史情谊，中国曾因支持塞尔维亚而被北约轰炸大使馆，加之科索沃问题之于塞尔维亚相当于台湾问题之于中国，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一直具有理性合作的基础。对此，塞尔维亚一直惯用情感辞令称“塞中友谊是铁一般、真诚、坚固的友谊，在世界舞台上的互相支持，没有人可以打破”。同时，塞尔维亚是中东欧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并处于连接中国和欧洲最短的线路上，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节点。所以，深入了解塞尔维亚的对外政策偏好，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塞俄欧战略博弈的把握，也有利于在向中东欧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更加有的放矢，更有利于中国明确如何利用群体情感外交来探索与其交往的深度和广度。

最后，当前国际社会中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正在激烈交锋，成为各类群体情感发酵的容器，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希望、骄傲、自豪等积极情感与猜忌、焦虑、愤怒等消极情感相互碰撞，群体情感在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作用越发凸显。也就是说，探讨群体情感在塞尔维亚对外政策偏好中的作用，虽然仅是一个典型案例，但对理解当前国家关系的变化具有普遍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