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80后”作家研究的历史进程与热点事件》：质疑之声与冷寂之境

自从“80后”作家面世以后，相关的批评和研究就如影随形展开，在2004年渐成声势。这一年里，白烨的文章《崛起之后——关于“80后”的问答》[21]，像为“80后”作家群体画出阵势；而吴俊的文章《“80后”的挑战，或批评的迟暮》[22]，则像对批评家阵营吹响号角。同一年，一南一北的两大中心城市，分别为这群作家召开了研讨会：7月，上海作协召开“80年代后青年文学创作研讨会”，11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走近‘80后’研讨会”。这以后，关心当代文学的著名研究者，几乎都难以对“80后”作家及文学现象保持沉默，或多或少，或褒或贬，都留下了参与探讨的文字。所以，回顾“80后”作家研究的历史，文献资料是非常浩瀚的。在我的观察里，对应着“80后”作家队伍的更迭和前后蜕变，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可以2012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两大性质”。

前一阶段的“80后”作家研究，面对的是刚出场的第一批“80后”作家，更关注“现象”，而非文学作品，基本上侧重于文化研究或文学的外部研究，所以他们更为经常采用的说法是“80后”文学。被戏称为“80后”文学的保姆的白烨，在2004年时援引数据称，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作品，已占到整个文学图书市场的10%左右，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份额相当，但他判定“80后”文学“进入了市场，还没有进入文坛”，仍然是一种文化现象。[23]此后许多研究者都是在此思路上展开“80后”作家研究，例如2011年苏文清的专著《“80后”写作的多维透视》，首先就是谈其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24]2014年，江冰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成果《新媒体时代的80后文学》出版，首次提出“80后”文学的三大文化背景：网络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文化、大众消费文化。[25]在同年发表的论文中，江冰提出，致青春、与网络互动、非主流趣味，是“80后”文学最重要的三大特征。[26]2016年出现的两部著作，似乎从不同的方向呼应了江冰的观点。石培龙在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基础上出版的《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景观：“80后”写作现象研究》中提出，“80后”写作是互联网所开启的第二媒介时代文化变革的表征，它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质变而非量变，具有断裂性质，其示范意义远大于文本价值。[27]同样是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结题而成的著作，孙桂荣的《新世纪“80后”青春文学研究》，旗帜鲜明地“80后”作家的写作定性为“青春文学”，探讨它的诸如玄幻、恐怖、穿越等几种类型与面相。[28]在这方面，焦守红的《当代青春文学生态研究》[29]出现得更早，虽然全书的章节标题都没有出现“80后”，但它实际上是以“80后”作家为主体对象的研究著作。

还有一种文化研究的视角比较特别，这是来自儿童文学界学者们的观察，他们在“青春文学”“低龄化写作”这些论题上探究了韩寒、郭敬明、蒋方舟等出道伊始的写作。他们有的肯定年轻写作者风起云涌的创作潮，譬如王林认为：“低龄化写作使长期被遮蔽和被隐匿的儿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文化学上看，更像是一次文学的少数族群与主导文化争夺符号权力的斗争。孩子们厌倦了主流文学对他们的叙述，跳出来‘自画青春’，自己生产符号。”[30]从这个角度，学者们认为这种写作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过程中所结的成果。但在此之外，也有人犀利指出这个成果的苦涩之处，即这股“青春写作”风暴中的不足与危机。张嘉骅认为有三点：首先是与商业炒作太过紧密；其次，它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某些迷思，使不明就里的大众容易将“早熟”与“天才”画上等号，进而影响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正常教育；最后，很多青春写作的文本表现出对成人世界的轻视和不屑，体现了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也暴露出自己在“成人化”过程中的不合理处。[31]他们剖析这些“80后”作家的具体文本与言论，得出的这些切中肯綮的观点，在当时没有得到重视，但今天看来是非常清醒而重要的。

当然，早期的“80后”文学研究也并非完全脱离作家作品，还是有一些传统的作家论和文学流派、思潮研究模式的论文刊发，如张清华通过为春树写专论而延伸到对“80后”作家创作症结的思考。[32]季红真的《从反叛到皈依——论“80后”写作的成人礼模式》[33]是篇2万字左右的长文，分析了大量早期“80后”作家的文本，从中探寻他们的创作心理轨迹，去理解这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图景。此外，2009年出版的王涛的著作《代际定位与文学越位：“80后”写作研究》，2012年出版的郭艳的《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80后青年写作与代际考察》，都有一些对“80后”创作心理、身体美学的特色的研究。但这些论著因为面世较早，所研究的都是早期的“80后”作家，或者是他们创作起步阶段的作品，因为文本内涵本身的限制，解读自然也还比较简单。

事情在2012年前后开始起变化。这一年，陈思和在与年轻学生的对谈中，鼓励他们“做同代人的批评家”[34]。这似乎是个催化剂，或者说是个风向标，一方面此后有越来越多年轻的研究者展开“80后”作家作品的研讨，另一方面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回归“知人论世”之类传统的作家作品论模式，回归文学的内部研究。当然，这一切与越来越多有志于严肃文学的“80后”作家的出现，以及他们越来越成熟的作品面世，也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同代的批评家崛起，站到了“80后”作家研究的前沿。这里面影响最大的是杨庆祥、黄平、金理。他们在2011年就合作了《“80后”写作与“中国梦”——我们时代的文学想象与生产》[35]这组对话。光看此文标题，也许会给人“出语惊人”或者冀望于关联宏大命题以引起注意的印象，但细读可知，文中不少真知灼见，包含了三位研究者对此论题的思考精华，不少观点在他们之后的论文中都有所延伸。三人的研究各有特色。黄平在《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一文中，一反学术界对郭敬明几乎视若“过街老鼠”的态度，犀利地指出，郭敬明其实才是当下时代的“主流作家”，他的写作“对应着1990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个人与历史脱钩”。“1990年代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代言人……郭敬明的写作，作为个人化写作最极端也是最深刻的产物，在个人化写作的尽头，暴露出高度的政治性：试图以所谓‘忧伤’填充青春的社会性，定义何为‘青春’。”“郭敬明自己恐怕都没有觉察到，他的写法不无怪诞地弥合了‘抒情’与‘资本’的冲突，这是‘浪漫主义’兴起数百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36]这是一种真正深入“80后”一代人切身的处境与内心的感受的研究，敏锐地发现了这代人与自己所处时代的深刻内在关联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黄平能完全认同这种文学面貌，所以他看透了郭敬明的时代性之后，也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最卑下的浪漫主义”。此文的许多判断，读来都不无启示，例如，“‘80后’一代，既是大历史的孤儿，又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人”。韩寒的杂文之类的“大时代终结以后的大时代写作，是一场文化游击战，需要与戏谑的对象互文理解”。黄平从这些判断出发，将“80后”一代的文化宿命理解成“反讽者”，“在我所谓的‘参与性危机’没有根本解决之前，‘80后’就是反讽者，这是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一切总体性的立论设想，必须要经过反讽的过滤。请允许我罗列我所理解的‘80后’的关键词：个人、反讽、虚无、喜剧”。[37]此后，在他对“80后”作家具体文本的探讨中，都比较细心于对这种“反讽美学”的探究，并且试图到文学史的长河中去寻找渊源。

杨庆祥的研究也注重“80后”作家作品的时代性，力图从中看出人与时代的精神症候，他从张悦然的短篇小说《家》中探讨当代小资产阶级的历史意识与主体意识[38]，这种思路与他那篇引起广泛讨论的名文《80后，怎么办？》是一致的，在后者中他批评了这代人身上体现出的“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值得在下文专门探讨。金理的“80后”作家研究更为系统，他更偏向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撰写了专著《历史中诞生——一九八〇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为当下文本中的青年形象寻找谱系。这体现了纯正的文学批评的路径。金理研究路向的传统性，还体现在努力构建历时与共时交织的文学坐标，在《多重视野中的“80后”文学》等文中，他将目光投向欧美、日本等异域的“80后”作家，以全球的、比较的视野来研究当下的青年写作。金理的“80后”作家作品研究的另一个特色，是弥漫着强烈的社会关怀，例如在《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以〈可悲的第一人称〉为例》中，通过细读郑小驴的这篇小说，他一方面剖析当下失败青年群体受制于现实秩序，以及现实秩序统驭青年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试图在唤起失败者的自觉背后，摸索一代人在历史中确立主体位置的可能，体现出了恢复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真切互动的强烈“介入”感。[39]

除了这三位年轻的“同代”批评家，李德南、方岩、徐勇、祁春风等也是对“80后”作家关注甚深、用力颇勤的几位。李德南在2014年关注到“80后”小说在新的文学机制和时间境域中的分化和发展[40]，徐勇则提出三种“80后”作家类型：“传统、青春、另类”[41]，虽然不是特别严密、严谨，但也不无启示意义。祁春风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自我认同与青春叙事：“80后”作家研究》则聚焦于青春叙事中的自我认同危机问题，偏向于主题学的研究。近年来，陈丙杰《内心的火焰：中国80后诗歌研究》[42]也很值得关注。以这些年轻批评家为代表，各种对“80后”作家作品的文学内部研究开始越来越活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更年长的批评家们在这个领域的关注就不够，事实上，陈思和、郜元宝等学者对此都有深切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