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增长阶段的跨越与体制转型

1978年中国人均收入仅为200美元，依据世界银行2015年最新给出的增长阶段划分标准,1978年中国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1045美元），而至2016年中国人均收入已达到8260美元，成功实现了向中等偏高收入阶段（4125美元<人均收入<12735美元）的跨越，以现在经济增长推算，预计2023～2025年就能成功突破1273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经济将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回顾40年中国的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核心是制度变革，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将一个计划经济制度转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为自身开辟发展道路的改革，这一制度变革将中国经济从改革前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目前总量居世界第二。

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拨乱反正”,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改革从农村开始，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允许农民自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到两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普及了，农业经济气象万新。在此基础上，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快速发展起来，国有和集体以外的乡镇企业发展探索取得了重大进展。农村改革开始不久，大多数学者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都认同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和发展的中心地位，并且当时受到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制度的影响，有的学者提出更为理论化的微观改革方式，四川开始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放权让利的改革，首钢成为承包的典型，企业积极性空前。但很快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就表现出来，出现了宏观经济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体制增量改革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全面推开。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若干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步伐”“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提出“增强企业活力，特别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指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体制外市场化”阶段。

1992年至今，中国进入了一个整体协调改革时期。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整体改革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财政体制上将原来的“行政包干”改革为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包括省级和县级政府）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金融银行体系方面建立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实现现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并组建政策性银行承担原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任务，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银行法》。

在国有企业改革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据此全国人大通过了《公司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并纳入法律管理的框架中。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依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提出了三项内容：（1）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要逐步从非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2）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3）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开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后推进“双轨制”的经济运行体系的调整，再到财税联动的宏观管理框架改革，最后用更大的精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则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保护环境等。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未来五年经济建设仍旧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基调的延续。其中，十九大报告比以前更加重视再分配的作用，在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时，提出确保到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将成为解决“不平衡”矛盾的重大胜利。渐进式改革道路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互动的产物，其中增量改革、试点推广、改革和开放互相推进都具有开拓性，这一过程的理论归纳在国内和国际理论界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如国内和国际上关于“大爆炸”与“渐进式改革”的比较研究等。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可划分为五个阶段。（1）第一阶段是从农村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主要改革举措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第二阶段是以城市为重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84年10月—1992年十四大），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进企业活力，改革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3）第三阶段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年十四大—2001年十六大）,1994年宏观五项整体配套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1997～1999年进行基本制度改革，调整所有制结构，全面对外开放，2001年加入WTO。（4）第四阶段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2—2012年），此阶段有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的举措：2005年7月国家进行了汇率制度的改革，从固定汇率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转型；2006年1月1日，取消农业四税（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农业税消失，并积极推进农村的社保建设，建立新农合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开展节能减排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从2009年起进入到了一个反全球金融危机期，国家启动了四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并配合金融创新，积极为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化建设进行投资，这期间出现的各类金融创新与城市化融资有关，房地产价格快速攀升凸显出城市化阶段的新问题。（5）第五阶段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2013年至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进，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为这一发展阶段的统领，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同时对外开放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在逆全球化中高举全球化大旗，推进全球化的平衡发展，在宏观管理框架下提出了“稳中求进”，这些都是新阶段、新起点的系列总结和开创，也是这一阶段发展的客观性表述。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线可以更清晰地总结为农业国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变，即体现出来的是农业—工业化—城市化，围绕的是农业人口的生产率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城市化率提高进入现代化的过程。这一发展的主线表现在：第一阶段是农村经济带动阶段（1978～1991年）；第二阶段是国际化阶段，即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大转移阶段（1992～2002年）；第三阶段是城市化的提高阶段（2003年至今），即城市人口比率提高，预计2018年中国城市人口达到59%，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性产业，服务业占GDP比重2017年超过了50%，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特征表明，中国从典型的农业国（1978年农村人口占82.1%）经过工业化，进入了以城市经济为推动的现代社会国家。

对落后国家来讲，“工业化道路”可能是宿命的选择。从被列强打开国门的那一天起，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提出工业立国思想。工业化显然是时代的抱负，也是中国增长的认知传统。对于任何后发国家而言，工业化（最高形式是重化工）都是追求的目标。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集中资源进行重工业化的实践，这种增长模式的偏差必然会导致消极后果，这方面的研究反思很多，可以观察的典型事实是重工业自我推动导致巨大的周期波动性，居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经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过快速增长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陷入严重停滞，经济接近崩溃边缘。传统的计划经济配置资源模式桎梏了经济增长，改革启动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在改革的探索阶段也是从微观的实践起步的。改革能激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不论企业还是农民，都可以通过“物质刺激”“承包制”等激励性工具进行改革。同时，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方针，把改革与调整相协调，经过改革的起步阶段，农村改革的成功将改革引向深化，所有制结构调整，整体要素配置体系改革观念也逐步引入。从1988年“巴山轮”开始，中国的学者又将东欧的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反思理论引入，如科尔奈的“短缺经济”概念，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模式，即所谓IIB模式，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协调，改革战略和资源配置模式因市场经济的概念引入而得到了大步向前。

一切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充分而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迄今为止的经济实践和经济资料都表明，市场依然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在范围广泛的竞争性部门，市场机制自动引导资源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就是那些自然垄断部门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部门，一旦在适用范围内引入市场机制，其效率也能明显提高。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正在于此。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根源正在于此。

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智慧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当时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而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但这一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有很强的政府干预进行赶超的性质，要素投入规模效应递减明显，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足，经济增长模式效率重塑仍是当前的一项重大战略问题：一方面延长赶超期，另一方面如何按新发展理念进行平稳转型，推进经济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