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伤寒杂病论》的成书

任何著作和学术理论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并被烙上时代的印记。不同时期和不同学派的中医学家的诞生，也受当时社会、经济、地理、文化、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必然影响，绝不会凭空产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许多次瘟疫大流行，给当时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同时，这些瘟疫也给当时的医学家们带来了挑战和医学实践的机会，新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应运而生，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推广，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可以说，中国医学史就是一部历代中医学家抗击时令邪气和瘟疫毒邪、挽救民众生命的斗争史。关于中国历史上瘟疫流行的时间和次数，笔者综合《后汉书》《新唐书》《清史稿》等古代文献进行了粗略的统计，请见表1-1。

表1-1　中国历史上瘟疫流行的主要朝代及次数统计

注：资料来源于《后汉书》《新唐书》《清史稿》等。

从表1-1中可以看出，瘟疫发生次数最多的汉代、明代和清代，也是著名的伤寒和温病学家以及他们的不朽著作诞生的时期，这绝非巧合，而是古代医学家们在应对瘟疫的医疗实践中积累和总结经验，并上升为医学理论和著述的时期。从汉代的伤寒到明清的温病，一两千年以来，随着气候变迁的影响，外感致病因素经历了一个“由寒到热”的演变，这其实可以看作是“温室效应”经历上千年历史变化的具体反映，而近百年来变化更加显著。

从史书上看，在张仲景生活过的七十多年中，发生过大大小小10余次瘟疫的流行。如公元151年（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公元161年（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公元169年（建宁二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两年之后的公元171年（建宁四年）“三月，大疫”；又隔两年，即公元173年（熹平二年）“正月，大疫”。公元179年（光和二年）“春，大疫”；三年之后的公元182年（光和五年）“二月，大疫”；又是三年之后的公元185年（中平二年）“正月，大疫”。到了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又发生疫情，“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汉代最严重的瘟疫，应该是发生在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冬天流行的一场疫病，当时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死于瘟疫。曹植在《说疫气》中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烈状况：“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嚎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描述了当时流行的瘟疫对他家族的毁灭性打击：“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渡舟先生认为：序中的“建安”可能是“建宁”的误写。“建宁”是汉灵帝的年号，在建安之前。据《后汉书》记载，自汉灵帝建宁四年到光和二年，时间相去近九年，就有三次大的瘟疫流行，导致不少人死亡。刘渡舟教授推测张仲景是在建安之时回忆建宁年间大疫流行的情况，这个推测合乎逻辑，可以作为参考。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张仲景大约四十五六岁。中年的张仲景在看到家族和乡里人民被突如其来的瘟疫夺走生命的惨状后，便更加勤奋地研习医学经典，他熟读《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书，并结合辨别脉象和证候的体会，以及临床治疗伤寒疾病的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张仲景的时代医学非常不发达，卫生条件极其简陋，人们一旦生病，只有草药和一些简单的物理外治疗法。因此，当时的医家们有机会观察到疾病从发生、发展、传变到后期痊愈或恶化的全过程。同时由于当时医疗水平的低下，加上医者对疾病的认识非常肤浅，出现了许多误诊和误治的病例，这为张仲景创作《伤寒杂病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临床病例与创作素材。

任何中医理论的创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一个承前启后的学术渊源、长期临床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张仲景本人在《伤寒杂病论》的序言里面将这种医学传承叙述得非常详细：“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诚如清代医家吴谦在《医宗金鉴》的“伤寒论注序”中所说：“《伤寒论》后汉张机所著，发明《内经》奥旨者也。并不引古经一语，皆出心裁，理无不该，法无不备。盖古经皆有法无方，自此始有法有方。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

据史书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之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脏论》一卷及《口齿论》一卷，可惜已经散失不存。惟《伤寒杂病论》成为千古不朽的医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