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收获

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学科优势，夯实研究基础，彰显学术特色，这是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收获。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设置13大学科门类，文学是其中一大门类，下属的三个一级学科，即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包括八个二级学科：1.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2.汉语言文字学；3.文艺学；4.中国古典文献学；5.中国古代文学；6.中国现当代文学；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原来，艺术学也属于大学科中的文学门类，现在独立为艺术学科，下属五个一级学科。其中“艺术学理论”与中国语言文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文艺学”多有交集。这门学科最早叫文学理论，后来范围扩大，成为艺术学理论，带有统领性质，向来处于顶端位置。

当然，教育部的学科设置，以培养学生为目的，为教学科研服务。而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系统等，其学科布局主要基于国家战略与学术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设计，未必完全按照教育部的规划。譬如文学研究所下属研究室，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是分开的，近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各自独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在文学研究所成立的时候，专设“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组”。后来，中国民族文学学科独立出来，成立了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尚保留民间文学研究室。网络文学方兴未艾，未来的发展未可限量，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

（一）文艺理论研究

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来就与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相伴相生。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从《文心雕龙》到《沧浪诗话》，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学批评传统。近代以来，传统的诗文评，逐渐为新的文学理论形态所替代。

党领导文艺，主要是通过文艺政策的调整实现自己的主张。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评判文艺作品是否有进步意义的重要标准：“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6]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过去的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7]这个主张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七十年来有关文艺问题的诸多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譬如，文学作品是否应该暴露社会阴暗面，就有一个如何理解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文学作品当然要反映现实，但是这种反映又不是对于现实作机械的翻版。作家除了要熟悉生活，还要对现实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并选择相应的题材、体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概括，编织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文学理论中文学真实性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问题，还涉及如何选择题材，如何塑造人物等问题。这些题材、人物，是否能够反映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诸如此类的问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80年代以后，关于形象思维、人性、人道主义、异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大讨论，关于科学方法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借用，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等问题的论争，依然是这些讨论的延续和深入。[8]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与传统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相对稳定不同，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日新月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及其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研究，阐释学、触觉美学、视听文化、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等，不断地拓展着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文艺学的整体发展必然要顺应这一学术潮流，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力图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新。这是文艺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比较文学研究

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20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比较的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郑振铎是开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以《汤祷篇》为代表作）。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以及《七缀集》等，虽然没有被冠以比较文学之名，实际上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比较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的陆续出版，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成立。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正式设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十年以后，北京大学又设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从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进入高等教育体制。

1985年，在原《文学研究动态》编辑部的基础上，文学研究所组建文艺新学科研究室，并首次把比较文学研究列为学科重点之一。1990年，文艺新学科研究室改名为比较文学研究室，先后组织编纂完成“文艺新学科建设工程”丛书三十余种、“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以及“文学人类学论丛”等数种，引起广泛关注。

近年来，学术界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这种跨学科与十几年前的所谓“新学科”不同，它并不以建立新学科为目的，而是通过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深入文学关系、文学翻译、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以及海外汉学等不同领域，视野日益开阔。总的来看，这门学科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改变过去“西方中心”倾向，立足中国社会状况、文化传统、文学实践，建立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三）民间文学研究

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开启了这门学科的现代发展。此后，田野研究（资料搜集、整理和阐释）、分体裁研究、理论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等逐渐形成规模，学科成立，自是水到渠成的事。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就设立了“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组”。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最早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劳动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从1953年开始招收和培养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同时，在文化部的支持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并组织开展多民族民间文化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1958年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合作，对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调查，选编了一百多种资料。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项目正式启动，其成果被视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宝库。文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华民间文学史》，涉及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族史诗、民间歌谣、民间小戏以及谚语、谜语等多种民间文学内容，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具有开拓意义。

七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研究对象主体从“劳动人民”转向“全体人民”，研究方法从文化史转向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口头文学数据库”建设，也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史悠久，传统丰厚，在所有科研教学系统中，科研队伍庞大、学术成果丰富、研究方法稳定，讨论的问题也相对集中。中国历代文学发展史（包括断代史、分体史、文学批评史等）、历代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是这门学科的重点研究对象。

文学史的编写历来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和政治倾向性。1952年，冯雪峰在《文艺报》上发表《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现实主义主流。从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中国文学史撰写与评价的广泛讨论，到1957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出版问世，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基本解决了这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9]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50—60年代两部最重要的文学史著作。80—9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以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文学研究所还组织编纂了《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以及《中华文学通史》等，后者不仅贯通古今，还包含中华各民族文学，都体现了一种文学本位视野下开放与更新的文学史观念。

关于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持久而深入。例如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简论》的批评，1954年关于陶渊明的讨论，1955年关于《琵琶记》、李煜词的讨论，1958年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1959年关于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的讨论以及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等。还有关于《水浒传》和《西游记》的讨论，关于屈原和《楚辞》的讨论，关于李清照的讨论，关于中间作品问题的讨论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命题，诸如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等。随着讨论的深入，又引发出山水诗、山水画等表现自然美的作品是否也会具有阶级性、其人民性又如何表现以及文学是否有超越阶级性的共鸣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及影响，关于先秦两汉散文研究范式的开拓，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以及《文选》学的复兴，关于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的讨论，关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关于域外汉学的研究，关于文学地理与家族文学的研究，关于古籍数字化、出土文献对文学研究的促进作用等问题，更涉及很多深层次的学术方法问题、理论方向问题。

（五）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桐城派研究、清史馆文人群体研究、近代学人研究、来华传教士研究、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等，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密切关联，更与国外文化传入息息相关，这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

1978年，根据何其芳所长生前指示，在副所长陈荒煤主持下，文学研究所组建近代文学研究室（初名近代组）。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学术机构。以季镇淮为代表的北京大学、以任访秋为代表的河南大学以及苏州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也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镇。1988年，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成立，在联络学界同人、开展学术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总结20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研究成果，检阅近代文学研究队伍，进一步推动近代文学学科发展，近代文学研究室编纂了《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7卷（辑录了1919—1979年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为950余位近代文学家立传）、“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分为小说卷、戏曲卷、诗文卷等）。河南大学又接续编选《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80—2017年成果），凡五册，是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型学术工程，为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教育部设立古典文献学，主要是为培养文史古籍整理的专业人才，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是这门学科的基础课程。这门学科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各个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并不相同。譬如复旦大学以明诗文献研究为重点，浙江大学以敦煌学研究为重点，北京大学以传统经典研究为重点，文学研究所以历代文学总集、别集研究为重点。近年，敦煌文献、名物与图像文献、佛教、道教文献研究，成为新的攻关对象，学界试图在中国中古三教融合和中外文学文明交流等方面有所拓展，有所成就。

在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敦煌学研究、域外汉学研究、经典文献研究、历代文学总集整理、别集校笺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举世公认。

（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紧密相连。1950年，政务院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会议，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确认“中国新文学史”为大学中文系必修课程，要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1951年，教育部委托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四人起草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此后，王瑶根据自己授课教案编写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第一部从“五四”贯穿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文学通史，同时也是第一部力图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的新文学史著作。20世纪60年代，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汇集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精英，集中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编著领域一部总结性的著作。

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成立于1954年，陈涌任主任。《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等论文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10]后来，唐弢加盟其中，引领学界同人积极开展对20世纪初以来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史的研究，在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史料整理等方面，在鲁迅、茅盾、郭沫若、叶绍钧等左翼作家研究方面，在翻译文学、解放区文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11]

（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门学科的建立，首先从文学史的书写开始。文学研究所的前辈学者如郑振铎、何其芳、唐弢、蔡仪、陈荒煤等，早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就已积极投身到当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当中。在他们的领导下，1958年，文学研究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研究组”。翌年，编写出版《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一书，首次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共和国初期文学成就作了初步描述。后来，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张炯主编《新中国文学史》《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杨匡汉主编《共和国文学60年》《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等，都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具有时代特色。

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三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郭志刚主持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陆士清主持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都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高占祥、李准主编的《新时期文学艺术成就总论》，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金汉、汪名凡分别主编的《中国当代小说史》，洪子诚和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诗歌史》等，对当代文学形态、主题、作家文学观和文学思潮的发展作了历史的考察。

密切跟踪当代文坛近况，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内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坚持四十年之久。由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主持的《中国文学纪事》（1999年启动）、《年度文情报告》（2003年启动）以“文情现状考察”和“中国文学经验”为两大主攻方向，以时文选辑、考察报告的方式切入当下，把握走向，成为当代文坛一份重要的年度报告，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

（九）中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曾开设“台湾文学研究”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等栏目，说明这一学科原本系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前沿地带，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刘登翰等主编的《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为本学科的拓荒性成果，涉及殖民地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华文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道路研究、中西文化交往研究等，在当代中国文化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早在1988年，文学研究所就创建了台港文学研究室。早期的研究主要由现当代文学研究室的学者来承担，在台湾小说史、新诗史、文学理论发展史、两岸文学交流和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等方面，推出了一批成果（如《香港小说史》《文学台湾》《小说香港》等）。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及“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为重点，系统梳理明末与清代台湾传统文学、日据时代的文学线索，考察台湾、东南亚、北美、欧洲、澳洲等各地华人作家创作，在全国起到学术引领作用。

（十）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古代和现当代文学、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及文学理论、民族语言和汉语作品等。譬如蒙古族的《蒙古秘史》、史诗《江格尔》《格斯尔》，藏族史诗《格萨尔》，还有西域诸民族的《玛纳斯》《福乐智慧》等，是中华各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首先主要是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全国组织开展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收集整理，许多作品第一次被记录出版。80年代，马学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共收录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古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作品六百余篇，成为首部少数民族文学总集。历时多年完成的《格萨尔文库》分三卷三十册出版，是晚近少数民族史诗整理的重大成果，再次印证了中国是史诗资源丰富的国度。[12]梁庭望在《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文中指出，1949年以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处于萌发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属于发展期，而从80年代后直至新世纪以来，则可以说是进入创作和研究的繁荣阶段。[13]这一判断起码有三个重要的依据：一是机构建设，二是理论研究，三是文学史书写。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2002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办了《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多年来，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史诗学、口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全国一些高等院校（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学的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学位教育和学生培养等快速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较有影响的成果有：民族文学理论方面，如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鲁云涛等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概览》，彭书麟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少数民族美学思想研究丛书》，刘大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等；文学史建设方面，有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吴重阳的《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邓敏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樊星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王保生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祝注先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郎樱、扎拉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李晓峰等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等。史诗研究方面，有以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论》为代表的史诗研究系列成果等。此外，马学良、梁庭望、李云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系统性纳入少数民族文学，这是破天荒的。它不仅分门别类地论述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等各类体裁的作家作品，还涵盖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包括港澳台）的文学，是中华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大大推动了族别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使我国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基本空白的局面得以彻底改观。随着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适时提出“中华文学”等核心概念。“中华文学”不仅仅是横向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简单整合，也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笼统叠加，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学”是建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14]

（十一）网络文学研究

2018年适逢网络文学诞生20年。根据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2018）》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8年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络文学作者多达1500万，原创小说已超过1600万部，线下出版7000余部，相关影视改编2400多部，游戏改编600多部，动漫画改编700多部。零门槛使网络文学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作者队伍，最丰富的文艺作品，最独特的术语行话，最灵活的评价标准。[15]网络文学用户超过4亿，其中25岁以下的读者约占半数。可以说，以网络文学、影视和游戏为代表的网络文艺与媒介文化，正在改写中国文学与文艺的历史版图。截至2018年，近70部中国网文作品外语版本的点击量超过千万，累计吸引访问客户超过2000万，遍及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华语文学写作、阅读、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事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动案例。[16]

以期刊为中心的当代文学，在网络作家和研究者眼里已经成为传统文学。2019年，邵燕君、薛静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分《好文集》和《典文集》，在海量的网络文学创作中，披沙拣金，选录40部网文，希望可以据此谈经论典，为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做好前期准备。与此同时，《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经典解读》等研究论著亦相继问世，网络文学或将成为时代新宠。[17]

相比较而言，网络文学研究总体上尚处在“理论滞后”和“批评缺席”状态。[18]为适应国家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形势需要，1987年，在钱锺书的提议下，文学研究所就成立了计算机室，完成了所藏图书编目检索程序。其中，“全唐诗速检系统”获得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002年，文学研究所筹备创立数字信息中心，2004年正式成立数字信息工作室，创办“中国文学网”（http://literature.cssn.cn），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中国文学知识、推广科研成果，为文学研究所与海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进行快速而高效的学术交流搭建数字化平台。

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各民族的融合、弘扬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